文/全历史 菲菲倚尘轻

公元1045年10月4日，欧阳修因为一场震惊朝野的“盗甥案”（与外甥女乱伦），被贬到滁州担任太守，自此寄情山水号醉翁。该案是北宋著名的一场诬陷案，不仅影响欧阳修的仕途，也宣告北宋庆历新政功亏一篑。

这个案子是怎么发生的呢？

当时欧阳修已经连中三元，备受朝野重视，官拜七品翰林学士，先担任谏官，后兼任知制诰（负责起草诏令的官职），娶翰林学士胥偃之女为妻，事业与爱情双丰收。

彼时，嫁给河南襄城张龟正的妹妹丧夫，携张龟正与前妻生的女儿张氏，一起来到京城投奔欧阳修。欧阳修收留了两人，并将张氏许配给堂侄欧阳晟。但是张氏跟欧阳晟的感情并不好，私下与家仆私通，最后东窗事发，由开封府受理此案。这件事，惹得民间议论纷纷。

不巧的是，开封府知府杨日严素来与欧阳修不合。借机让张氏作伪证，说与她有染的是欧阳修。欧阳修的人品遭到质疑。

同样讨厌欧阳修的谏官钱明逸以及宰相贾昌朝、陈执中，也抓住机会陷害欧阳修。钱明逸指控欧阳修安排张氏嫁给其堂侄是想要侵占张家家产。

贾昌朝与陈执中派遣与欧阳修有仇的宦官王昭明清查此案，最后一口咬定欧阳修用张氏的嫁妆买地，欧阳修有理也说不清。宋仁宗（此处可a至1063年4月30日的开封）虽然爱才，但是没办法拒绝如此“确凿”的证据，遂将欧阳修定罪，贬到滁州。

欧阳修的政敌发现用乱伦来诬陷他很好用。二十多年后，欧阳修的政敌——王安石（此处可a至1069年3月22日的开封）的朋党诬陷欧阳修与儿媳乱伦。但这一次欧阳修反击成功，让诬告他的监察御史蒋之奇被贬为监道州酒税。只是两次陷害，还是让欧阳修对官场心灰意冷。

为什么当时会产生诬陷这种诡谲的氛围，官员们要如此费尽心机来捏造罪名呢？

第一、宋仁宗时，推出庆历新政，希望有所改革。文官当朝，每位官员各有所思，并且都希望获得仁宗的认同，因此他们不愿意接受与自己意见相左的文人。比如因为建都一事，范仲淹（此处可a至1052年6月19日的徐州）就跟宰相吕夷简争吵多次。范仲淹不认同吕夷简，说他以权谋私，还向宋仁宗上《四论》，希望仁宗能够用对人。这让吕夷简忍无可忍，也反过来控诉范仲淹，诬陷他意图败坏朝政。

第二、改革党与保守党在长期斗争下形成分化，最后变成了不同党派之间的“为反对而反对”。于是，只要是支持范仲淹的伙伴，不论青红皂白，绝对会被保守派视为眼中钉。比如，支持范仲淹的进士石介，被保守党的夏竦伪造笔迹，写了封信函，里头全是对仁宗大逆不道的话语；而同样支持范仲淹的欧阳修，也因为撰写《朋党论》为范仲淹辩护，被保守派制造出“盗甥案”来对付他。

第三，北宋讲求“刑不上大夫”，一旦官员犯错，不会又打又杀，基本上都是贬官，因此无数官员都有“贬官史”，有些人还可以“卷土重来”。但是许多负责一线审判的官员，素质却并不高，百姓经常受害，被逼收款项，这也是范仲淹想改变时政的原因，更是保守党不愿放过范仲淹一党的理由之一。他们使用的方法，就是诬陷。

通过这场“盗甥案”，我们还可以解读出某种北宋的政治格局与政治文化。

第一、宋代与以往的朝代最不同的地方，就是宋朝向来只让文官从政，武官是没有什么政治地位的。这是由于，自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赵匡胤便吸取了唐代以来藩镇为祸的教训，“杯酒释兵权”（此处可a至961年8月22日的开封）以外，还强化了文官体制，使得文官有极大的话语权。

第二、正因为一向重用文人，显赫的文人也是人人盯着的对象，文人有得势自然也就有失势。因此文官彼此之间，都会因为皇帝的喜好，不断进行权力更替，比如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此处可a至1085年1月1日的洛阳）等人，就轮流登上政治舞台的C位，也因为某种原因被拉下来，或者是受人诟病。

第三、北宋有一个连皇帝都惧怕的官位——谏官。当年赵匡胤听取大臣赵普的建议设置该官位。谏官是一项独特的制度，也是北宋政治格局中一条重要的脉络。为了制衡皇帝权力，谏官相当于丞相与御史大夫的一个综合体，对上能够直指弊病，对下可以监督百官，被称为“殿上虎”。庆历新政之前，欧阳修担任过谏官，陷害他的钱明逸也是谏官。宋朝谏官寇准就因为正直敢言，把宋太宗管得死死的，宋太宗甚至央求他不要让自己下不了台。因此，一旦谏官有心，确实可以有非常大的能量，无怪欧阳修当时被陷害，却也百口莫辩。

一代文宗欧阳修被同僚构陷的故事和当时改革党、保守党两者之间的内耗，恰是在君王关注程度和倾斜程度有限的程度下发生的，这也验证零和矛盾中所揭示的道理。（详见规律23-零和矛盾：“蛋糕”做不大会发生什么？）

历代评价

“狱起时，欧公正三十九岁，他谪滁州后，即自号醉翁，外谪数年而头发皆白，此可见当日外界攻击之多了。”

──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