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纪录片《城市梦》在成都举行交流会，对于这样一部以城管执法与占道摊贩矛盾为主线的“城市管理”题材纪录片，有观众形容观看感受：“不知道什么时候看着，我突然忽略了它是一部纪录片，而是纪录片加喜剧片加剧情片这样一种新形式。”

闻言，制片人戴年文很开心，“陈梁（《城市梦》监制）、陈为军导演和我想做一种‘新’纪录片，但我们跟其他人坐在一起，从来不敢说这句话。我们害怕没有做到，却强行告诉别人开创了什么。”

戴年文所指的新形式，首先跟故事讲述方式有关。《城市梦》在事实叙述不变形的前提下，核心在于“好看”——“像剧情片那么好看”，故事讲述可以更具戏剧性，配乐可以活泼轻快，片尾曲也可以“讨好年轻人”。

如此讲述最终是为了成功步入市场，为中国纪录片产业化开辟一条生路。过去很多独立纪录片在国际获奖，在国内却只能以地下渠道传播。2017年，戴年文、陈梁就和陈为军搭档，分别推出电影版和剧集版《生门》，直面妇产科医院生命诞生的现场。影版《生门》至今在豆瓣打分8.8，是第一部正式在院线发行上映的独立纪录片。

这一次，《城市梦》由《生门》原班人马打造，从2014年立项到2015年完成拍摄，加上剪辑与审核，前前后后已经过去六年，终于在今年拿到院线上映龙标。

喜剧外衣

“这么多年看纪录片，把一部纪录片拍成喜剧很少见，但陈为军导演做到了。”2019年，《城市梦》入围多伦多电影节纪录片单元，作为制片人的戴年文还记得单元负责人讲过这样一句话。

确实，不同于一般人对纪录片的印象——严肃枯燥，《城市梦》在追求客观真实呈现之外，试图以更故事化的方式来讲述，让观众觉得好看。“《城市梦》是用喜剧风格、幽默桥段架构起来的”，在戴年文看来，“一部作品拍摄出来，最终要面对的是观众”。

这或许是主创们摒弃了其他十几版的原因。在最终上映版中，城管和摊贩王天成一家的矛盾徐徐展开又逐步升级，观众一定会被这个过程中的戏剧性所吸引。

摊贩主角王天成一开片就出场，他知道怎么吸引人来围观——熟练地撕掉执法通知书，脱上衣、摔西瓜、写了大字报躺在车来车往的路中央，大声嚷嚷“儿子为改革开放失去右手”，拍着执法城管的脸说“国家苍蝇”，真可谓“撒泼耍赖”无所不用其极。

面对这样一位七十岁、有脑梗的老人，城管可不敢闹出人命，只能尝试“智取”：既然你说家庭贫困，搬到店面增加费用，我就来看看你的真实盈利。第一次，城管毫不掩饰站在王家水果摊旁记录日常流水，结果记录单被王天成撕碎，拿着撕碎的单子就到了城管局要说法；第二次，城管想到一个妙招，假装北大青鸟招生办，在水果摊旁支起一个摊子，上演了一场真实版无间道。

城管、摊贩双方的斗智斗勇基本上贯穿了全片。再比如，在王天成“撒泼耍赖”下，测量违规摊位面积根本无法进行，城管反成无理一方，趁着王天成不在、天蒙蒙亮拉尺子。王天成闻风而来，调侃城管“上班倒挺早”。

看起来这个计策成功了，但当事人不在现场，执法流程被认定不合规。文明城市要建设，起“模范带头”作用的王家人必须“拿下来”，至此，全片迎来最戏剧化一幕——城管队伍整装待发，一大巴车人浩浩荡荡，备好盾牌，武力控制住王天成后成功测量。

题材很严肃，但，不压抑。恰恰相反，当我坐在电影院时，身边不时传来一阵笑声。

因为片中无一人是脸谱化的，他们有着丰富的层次且被理解，摊贩不再是束手无策的弱者，看似弱势的摊贩自有生存之道。“王天成非常老道，他跟城管间你进我退，有自己的坚守阵地和底线，不是一个莽汉”，戴年文很佩服王天成的策略，老王知道怎么利用舆论优势，怎么在守法范围内谋求最大利益，“他用废纸板写大字报，把事情闹大，但不挂横幅，他知道这个违法”。

城管形象也被颠覆，他们不再是印象中强势蛮横的、制造紧张的管理者，而是执法队胡队长所说的“工作弱者”，正是这种形象反差形成一种滑稽感。“有谁在工作中感觉自己强势吗？所有人在工作中都不强势”，戴年文认为，“所谓的强是因为它本身弱，所以需要赋能”，城管执法依照当地条例而没有明确的国家层面法律支撑，当条例与现场执法脱节时，执法人员会尝试调整，像把执法通知书由本人签字改为居委会见证，“自然呈现出一种戏剧性”。

此外，要回答这部纪录片为什么形成喜剧效果，配乐不容忽视。每当王天成到达“战场”时，一段类似于戏剧里英雄出场的战鼓声相应而起，曲调轻快与双方对峙的严肃氛围看似格格不入，但又适合王天成让城管也没办法的“英雄”定位而颇具喜感。

“在关键节点烘托气氛，希望故事可看性强一些，又不铺得太满，喧宾夺主”，剪辑师于晓川解释。当时，《城市梦》做了各种配乐版本，每一版都贴上画面。导演、制片人、剪辑师一起听，直到其他乐器一点一点被去掉，只剩下节奏感十足的鼓点声时，所有人都知道“感觉对了”。

敲击那根弦

“你只要敲击社会绷得最紧的那根弦，它必然能得到回响”，监制陈梁说。

2014年，《生门》发行在即，导演陈为军和制片人戴年文开始琢磨下一部片子拍什么。身处《生门》故事发生地武汉，两人都注意到本地正在进行的“城管革命”，“鲜花执法”（对不再违规经营的商户送鲜花）、禁止钓鱼执法等新措施频频登上报端。放眼全国，城管一职则饱受争议，以往的经验告诉他们这个题材值得做——城管这个职业看到的是人间百态，他们的冲突不仅仅是个体冲突，更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历史剖面。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陈为军和戴年文找到武汉市城管局。“他们比较开放”，戴年文回想当时情景，武汉城管局说“欢迎来拍”，“我有负面新闻也不怕，就是要纠正人们对我们的看法”。

另一边，前期调研后，团队将摊贩拍摄地点定为鲁磨路。作为武汉市地标建筑光谷广场的辐射区域，鲁磨路将城中村、科研院校与现代化建筑神奇地连结在一起。这意味着在城市文明进程中，鲁磨路成为“首当其冲”的规整对象，也意味着在未来可预期时间内，城管与摊贩的冲突会得到解决——不管是违规摊子被直接取缔，还是为摊贩找到新安顿场所，片子走向不难把控。

在这条街上，王天成“赫赫有名”。“他们在这条街上摆摊谋生十多年，必然面临利益冲突”，戴年文分析，“他们家是弱势群体，一看是新闻媒体，就希望替他们做主，也愿意被拍”。

敲定了主要拍摄对象，下一个问题是如何拍摄？《城市梦》摄影师程春霖认为，如果只有一人拍摄摊贩城管两条线，“他们到底怎样沟通，小贩是怕城管还是跟他们杠，不一定能捕捉到”。为了客观记录，抓住双方每个行为背后的思考细节，拍摄队伍被分为“城管队”和“摊贩队”。

程春霖一直跟着城管队伍，每天一起上下班，去街道巡查就穿上城管协会制服，跟拍了一年多。因此，对很多观众来说，城管摊贩武装对峙的一幕极具冲击力，但在他眼中，那一天只是跟拍的“平常一天”，“如果我只是路人，看到一群人拿着盾牌围着一个人，我单从这个时间点切进去，肯定觉得城管暴力。但我们不仅仅把其中一个场景呈现出来，而是把前因后果一点点扒开给大家看，双方到底是什么出发点，为什么走到这一步。”

回看整个拍摄过程，程春霖最喜欢的还是城管内部决策场景，“胡队长、李队长、肖科长怎么作出一个决定，内部怎么讨论，这件事儿很有趣。现实中，我们大多看不到，只会看到一个直接的结果。”

摄影师赵骅则拍摄王天成一家，跟着老王摆摊，跟着老王回家。有时碰到程春霖，也假装互不相识。有意思的是拍摄城管假装招生办、在王家水果摊旁支起摊子时，程春霖没法跟拍，拍，就会露底。最后的解决措施是赵骅拍王天成时，装作无意用镜头扫到卧底。

正剧内核

“《城市梦》是用喜剧风格、幽默桥段架构起来的，但它的内核不是喜剧或闹剧，是正剧”，面对媒体采访，戴年文一再强调。

这里的“正剧”在于当人们囿于城管/摊贩——强势/弱势的固化标签时，如前所述，《城市梦》团队深入到“城市管理”这一议题，挖掘出更多侧面和真相。

当城市发展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任何人都难免卷入其中，包括城管执法队员。他们的工作目标就是将武汉建设为“文明城市”，清掉违规经营势在必行。因此，在戴年文看来，故事看似戏剧，但“建设文明城市的任务摆在那里，矛盾就在那里，我们不用刻意怎样，故事本身就很戏剧化”。

而对于王天成来说，“撒泼耍赖”看似狡黠，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底层群体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用一种情感上的渲染为自己呐喊——只有“闹”，把事情闹得越大，才越能解决问题。这一点，王天成也清楚，他在片中谈及对城管的策略“一手打一手谈”，“不打的话，在武汉待不了14年；不谈的话，一家人在武汉生存不了14年”。片尾，王家小摊被拆除，却也争取到一处新亭棚。

在城管与摊贩从对抗走向和解的时间线之外，空间的变化与情感也被拉扯近来，与时间交织在一起，成为《城市梦》正剧内核的另一亮点。相比武汉建设文明城市的宏大愿景，王家人留在武汉的梦想更细微也更动人，属于个体的城市梦足以引发更多共鸣。

王天成老家在河南，儿子王兆阳二十多年前在一次工伤事故中失去右手，社保只赔了两万八。一家人在孙女王展萍尚在襁褓中时来到武汉，卖过垫子、打火机和鞋子，一步步走到鲁磨路卖水果。不管真实营利如何，至少我们在镜头中看不到城管口中的“暴利”迹象：从孙女调侃推测家里很少吃肉，王兆阳晚上睡在摊子旁的货车中，租的房子里堆满出摊货物，几无落脚之处。

即使这样，他们仍然要留在武汉，“你别看我在这里磕磕绊绊，我非常喜欢武汉，我死都要死在武汉，哪里黄土都埋人”，王天成说。

这是因为故乡已经回不去了。片中儿子王兆阳和妻子回了一趟老家。十多年过去，院中杂草比人高，房子裂开缝隙，离家时的红“囍”字歪到一边。“回不去了”，妻子感慨，女儿没回过老家，也不愿意回去。

“生存给他们出的难题，他们的答案就是进城”，戴年文很理解王家人的选择，“王天成有脑梗，老伴儿患有癌症，儿子没有右手，体力劳动是他们的弱项。在城市，是他心中更美好的生活。现在很多人想成为李子柒，逃离城市，但他们没有退路”。

更因为王家人有要守护的对象，孙女王展萍读初中，多门成绩名列前茅。“我必须要她在这样好的学校里读完书，最好能读个大学，再找个婆家”，王天成态度坚决。这种坚决让摄影师程春霖动容，“他很伟大，以两代人的牺牲换来后代城市人身份。他孙女那样一种懵懂与‘无知’，一口标准汉普，是整个家庭努力的结果——外面的风风雨雨从不跟孩子讲，把孩子保护的特别好”。

在中国，像王天成这样从农村到城市的群体其实很庞大，这正是这部片子存在的重要意义之一。戴年文看过一组数据，“从1978年到2018年，改革开放四十年间，有8亿多人进入城市”。不是这一辈，也可能是父辈作为迁徙一代，而在任何迁徙问题中，迁徙一代甚至二代移民都会面临类似王天成的问题，比如故乡回不去、寻找新身份等。

在当下社会，空间迁徙只会更频繁。“每个人何尝不是王天成呢？”戴年文觉得，“我们团队有一些小孩，有电影梦或纪录片梦，但都得放在城市梦上，因为这个梦在其他地方实现不了”。

所以，“《城市梦》这部片子是致敬所有为实现梦想而奋斗的人，致敬各种各样的梦”，目前《城市梦》虽然在院线上映，但排片不佳，戴年文总拿王天成给自己打气，“再难，有王家人难吗？有过不去的坎儿，他家能过去，我凭什么过不去？他能坚守，我也能坚守”。

就像片尾曲说唱歌手孙八一唱的，“努力打拼努力打拼就像颗螺丝钉，要一步一个脚印钉到城市中心”，唱给所有年轻人，也唱给戴年文自己，“要为中国纪录片多排片而努力，纪录片是一个民族的家庭相册，要没有记录，就没有过往甚至未来”。

未来一年内，无论《城市梦》院线票房如何，其剧集版都将继续在互联网平台播出，更多鲁磨路上的人物故事将在剧版中呈现，因为，每一个梦想都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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