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在美国的家长群体中，一个概念正被炒得火热——微型学校，又被叫做“学习豆荚”。 7 月初以来，Google 上该词条的搜索量已经增长四倍多，焦虑的家长度过艰难的春季学期后，又绝望得知，恐怕秋季仍无法正常线下复课。他们急于寻找替代方案。

豆荚，顾名思义，是一种人数很少的小组形式。一般来说，这种新型教育的参与者都是经济和社会圈层相似的家长，他们将自家孩子带到小团体中，参与面对面的学习辅导或社交活动，作为公立教育的一种补充或替代。

在大流行之前的时代，微型学校可以被理解成小型的课外辅导班。有经济实力的家长总是试图让自己的孩子走得更前，这种组织形式则听起来很美——课程安排灵活，学习方案也更个性化。

对于微型课堂模式的兴趣多年来一直在增长，但影响远远未达到教育变革的水平，直到意外来临，疫病大流行一举让其成为一种刚需。

数以万计的家长在 Facebook 上建立话题小组，以社区、公司、学校或是城市为单位，寻找需求一致的父母。他们清出自家的车库和客厅作为教室，重金寻找合适的家庭教师人选——这是一份理想的工作，时薪有时可以高达 100 美元。

40 岁的希瑟 · 克莱恩就是这样的一位母亲。她家住西雅图，几年前，她收养了女儿赛达，如今她正在试图为 6 岁的赛达打造一个豆荚。

她一面要处理一份全职的高中教师工作，一面需要保证自己的女儿，英语还需要辅导的赛达获得合适的教育。她的计划是，筹备一个 4 到 6 个孩子的课堂，配置一名时薪为 75 到 80 美元的教师，课程表来自学区统一的线上课程内容，场地是成员的家里。

Facebook 上，旧金山一个建立于 7 月初的豆荚小组如今已经拥有接近 4 万名成员。像这样的群组还有上百个，这是家长们最普遍的联络方式，以便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但即便可以按照人头分摊请老师的费用，这仍是一笔不菲的开支，根据具体课程时间的长短和频率，每个家庭预计每周都要花费数百美元用于课堂辅导。累加起来，几乎已经等同于昂贵的私立学校学费开支。

当家长们手忙脚乱，几乎是在一片混乱中求生，创业者则从中看到了机遇。他们争先恐后地希望搭上这波浪潮，提供补充课程服务的公司如雨后春笋，一夜之间涌现出来。

其中一家公司名叫 Winnie，这是一个类似大众点评的搜索平台，成立于 2016 年，上面列出了全国大约 20 万家托儿所和幼儿园。近期，该公司推出了一项新的功能，标注这些日托中心是否愿意接受更大的已达学龄的儿童。

根据 Winnie 的调查，其中 75% 的合作商都表示愿意接收。旧金山范围内的平台搜索结果显示，这些商户推出了各式新型学习项目，开销多在每月 1200 美元至 2500 美元不等——对于低收入家庭，这比他们每月的房租都更加昂贵。

据《德克萨斯论坛报》报道，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一名学生创立了“德克萨斯学习豆荚”服务，为家庭和大学生提供辅导服务。团体套餐每小时收费 20 至 55 美元。

“家长们感到了恐慌。”科罗拉多州 NoCo 辅导教育公司的合伙人尼尔 · 斯莫斯纳说，“孩子们也许可以自己完成作业，但是爸爸妈妈们意识到，他们在课业上面已经帮不上什么忙了。”即使是受过教育培训的父母也认为，他们很难监督自己的孩子，因为孩子更容易把父母的批评放在心上，教育心理学家 Vasco Lopes 告诉 The Cut : “教育自己的孩子会有更多的情感负担。”

对于学生来说，课堂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知识的汲取，也给他们提供必要的社交环境，一个与同龄人交流的空间。在隔离时代，这变得前所未有地关键，然而，不是所有的家长都有相应所需的能力和时间。

这就是豆荚网络的困境所在，不是每个孩子都有平等的机会进入豆荚。但在某种程度上，豆荚已经在取代正规教育，这将对社会公平产生深远的影响。

《华盛顿邮报》的评论员诺斯写道，“低收入家长无力支付家庭教师的费用，也无力租用教室。如果豆荚主要在邻居之间形成，那它们就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国学校系统中已经存在的居住隔离现象。”

富裕家庭的父母急于脱离公立学校系统，而留下的家庭则缺乏可支配收入，无法接入互联网，或是住在拥挤的环境中，无法轮流分担照顾孩子的责任。微型学校还可能扩大种族差距，对特殊学校的研究表明，如果给予选择，家庭往往会因收入和种族而自行分化。

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教授凯迪·巴克利长期研究学校私有化问题，她说: “很难想象不平等的情况不增加，其实就连保持稳定都很难。”

多年公共教育建设的努力似乎在一夜之间被消解，天平被拉向私有化的一端。“事实是，即便今年糟糕透顶，中产和上层阶级家庭的孩子也会过得很好。”致力于教育公平的组织 Justice Leaders Collaborative 联合创始人谢拉 · 格里芬说。硅谷著名的天使投资人杰森·卡拉卡尼斯就在 Twitter 上晒，声称自家的后院拥有“湾区最好的小学教师”——只需负责2 到 7 名学生的课业，这名教师就可以获得比从前高得多的薪水。

公立教育的倡导者们对于新的趋势感到担忧，私人家教的收入远高于普通教师，这些教师会愿意在大流行之后回到大课堂么？而对于私人办学的热情，不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都很可能大幅减少公立学校的资金，因为学区的注册学生数量与其所获得的政府预算息息相关。

这是这场大流行病中所有事物的一个缩影，医疗保健、劳动力和住房等领域的种族和经济不平等，都被拉扯和放大。富人的从容背后是穷人的窘迫和被动，资源分配变得更加不均，社会的基础设施网络难以兜住最弱势的人。

“学习豆荚”是系统性教育不平等的最新表达，特拉·沃琳告诉《西雅图时报》，他是非盈利组织教育信托的项目副主任。他认为，家长感到他们不得不寻求这种方式，是因为在州政府和国家的层面缺乏责任感和领导力。

在部分州， 一些更具创造力的方式正在被试水，比如田纳西州雇佣了许多大学生，为受影响最严重地区的学生担任远程家教，特拉华州则调动起美国义工团的志愿者。8 月初，旧金山官员也宣布计划开设 40 个“学习中心” ，将图书馆和社区中心转变为学习室，满足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学习需求。他们预计每天都将为多达 6000 名学生提供服务。

巴克利说，她希望看到学区的管理者参与进来，引导豆荚的组织方式，以尽可能抵消自我选择产生的歧视性影响，并提供一些监管。

哈莉 · 蒙托亚 · 坦西是生活在奥克兰的一位母亲，她说，“上个学年，当我们通过 Zoom 第一次体验到网课时，我想这个国家的每个家长和学生都很清楚，这个方式对于大部分学生都不起作用。”

“如果没有政府干预，我们将无可避免地，迎来现代历史上最不公平的一个学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