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屏幕前的疫情数据曲线再次陡增，沙哈担心哈里斯县的公共卫生团队已经士气低落，无法继续前进了。
编者按：全球大流行持续了半年，人们开始反思，美国新冠疫情为何失控？政府、卫生部门、公众三大主体影响了病毒传播与控制。而在美式战疫中，公共卫生部门被边缘化，各级政府的行政命令难以配合公共卫生部门的科学防疫举措，使美国一再错失传染病防控窗口期。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部门负责流行性疾病的预防与控制，承担起传染病的流行病学调查、追踪溯源、数据分析等工作。通过全美人口第三大县、得克萨斯州哈里斯县政府和公共卫生部门的疫情故事，窥见美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历史与现实。
本文翻译于《纽约时报》杂志特稿，作者Jeneen Interlandi系杂志记者及编委会成员，长期关注全球医疗健康领域。
作者 | Jeneen Interlandi
编译 | 顾月冰
5 月初，得克萨斯州哈里斯县公共卫生部门主任乌玛尔·沙哈（Umair Shah）满怀希望。哈里斯县快要成功控制新冠病毒的爆发。每日新增病例数从 4 月初高峰期的 239 例下降至 50 例，并持续稳定。这几天，沙哈电脑中的疫情数据曲线从陡崖状逐渐平缓。
新冠病毒没有消失，但它也不再迅速扩散了。
7月1日，德克萨斯州疫情反弹，哈里斯县休斯顿圣约瑟夫医疗中心的护士帕梅拉·米勒在工作。
财政支持与预算不足
疫情数据维持 1 个月拉锯战是个不小成绩。
一方面，哈里斯县位于得州东南边缘，绵延 1800 平方英里。该县拥有 2 个国际机场，4 个国际海港及休斯顿市。哈里斯县首例确诊病例出现在 3 月初，和纽约市时间同步，流行病数据建模者曾担心哈瓦斯县的医院和停尸房会人满为患，像纽约市的最终情况一样。
另一方面，工作本身异常艰辛。到 5 月初，沙哈的员工已经连续每天工作 16 个小时，每周工作 6 到 7 天，这个状态持续了 2 个月。
6月，哈里斯县法官莉娜·伊达尔戈(中)和哈里斯县公共卫生部部长沙哈博士(右)一起参观了贝尔溪公园的试验场，试验场主管费尔南多·克里（Franaldo Curl）陪同介绍。
流行病调查人员拨打了数千通电话，依次询问密切接触者报告的身体状况、要求进行核酸检测，并自我隔离。工作人员在企业、公寓大楼和养老院等公共场所张贴了无数洗手标志、分发了无数科普小册子。科学家处理的数据可以淹没卫生部门，IT 工程师也在为技术开发而努力。
但公共卫生人员不受公众重视，也很少有媒体关注。公共卫生人员虽不能像临床医生一样救治患者，但可以控制传染病的发生发展，减少疑似病例交叉感染，避免医院超负荷运转。
近年来，哈里斯县经历过不少“灾难”，2016 年寨卡病毒（Zika）、2017 年哈维飓风引发的洪灾、火宅等，沙哈和同事正在努力应对飓风灾后处理、县内低收入社区居民的慢性病问题、得州最大精神病院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20%居民未参保率等问题。
沙哈和他的公共卫生团队任何传染病狙击战中都未有过好“装备”。研究表明，一个健全的国家公共卫生体系可以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可以为国家节省数十亿美元。
在休斯敦联合纪念医疗中心，实习医生迭戈·蒙特隆戈(Diego Montelongo)正在给病人调节吸氧机。
但是哈里斯县像全国大多数公共卫生部门一样，资金严重不足。沙哈喜欢把公共卫生从业人员比作美式橄榄球队负责进攻的核心球员，公共卫生就是传染病防控的第一个关口。一支足球队在赛季中表现出色时，球队老板就会继续投资。“在公共卫生领域，我们的做法正好相反，”他告诉记者，“当结核病发病率下降或烟草使用减少时，公共卫生的项目资金就会被削减。”
护士Modupe Allen(左)和Joyce Kadara，他们在休斯顿贝尔溪公园的停车区的检测大棚站岗，
等待着来往人群，为其测量体温、做核酸检测。
其实，公共卫生事业需要更多财政支持。
沙哈本是一名内科医生，但他认为，做一名公共卫生人员是保护人类健康的最佳方式。从蚊虫传染病防治到妇儿保健，沙哈和部门 700 名公共卫生人员负责了全县 370 万人的健康。
最近，哈里斯县卫生部门的预算专员在选举中转向了民主党，沙哈所在的公共卫生系统增加了 1500 万美元的预算。但是，只有钱是远远不足的。当该县确认首例新冠肺炎病例时，该部门只有 10 名流行病专家，每 180 平方英里不到 1 名。
7月17日，哈里斯县的公共卫生人员正在高温下进行检测工作。
与每次突发传染病一样，沙哈及团队要放弃手头正在进行的糖尿病、控烟和心脏病预防等项目，全力应对新冠肺炎。
沙哈对公共卫生团队所能取得的短暂成就，是控制新冠病毒扩散长达 1 个月。但他也知道成功是脆弱的，当 6 月中旬疫情开始反弹，他并不惊讶。
公众愿意再次隔离吗
得克萨斯州各级官员和公民在如何平衡公共卫生和个人自由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公民能否遵守口罩禁令，为了控制传染病，是否关闭企业，如果是的话，还要关闭多久？
政治经常胜过可靠的科学建议。得克萨斯州重启过于仓促，协调不力。1 个半月过去，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仍在上升，州内的重症监护室也做好了再次迎接新冠袭击的准备。
注册护士Deanna Sharp正在休斯敦圣约瑟夫医疗中心护理一名新冠肺炎患者。
得克萨斯州并不孤单。其他国家政府下令封锁城市，采用大数据系统检测流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的轨迹来阻止肺炎传播。美国的公共卫生系统却无法做出微小的反应。整个公共卫生机构被忽视了几十年，体系太过脆弱，也不协调。
而美国最大的公共卫生部门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3 月初便停止了新闻发布会。相反，最新疫情消息来自于特朗普政府的疫情简报，国家如何应对以及谁负责什么的问题上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
美国各州及地方的公共卫生部门可谓一团糟。一些资金充足，彼此定期协调，另一些孤立无援，大多数依靠政政客来指导公共卫生措施。若没有明确的指导或连贯的国家战略，各州只能靠自己。
3 月~4 月间，美国各州州长们都竞相购买呼吸机和个人防护装备。到了 5 月初，美国多个州为了经济，急于重启。转眼到 6 月底，至少 20 个州出现了确诊病例数激增的情况。
据模型推测，美国将成为发达国家中应对冠状病毒最不成功的国家，确诊病例数最多，死亡人数最高。今年夏末秋初美国疫情将达到最高点，年底约有数万人死亡。这还没算上疫情的二次反弹。若遇上流感季或飓风季，情况会更可怕。
当屏幕前疫情数据曲线再次陡增，沙哈担心哈里斯县的公共卫生团队已经士气低落，无法继续前进了。沙哈觉得，哈里斯县的公民也累了。公民按要求进行居家隔离，政府提供财政保障时，公共卫生人员有可能控制疫情。
5月13日星期三，哈里斯县公共卫生部门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流行病调查团队工作情况。
现在，医院人满为患，经济一塌糊涂，病毒还在蔓延，要求居民和政府如此配合公共卫生团队似乎不太可能。居家隔离政策条例第一次都难以推动，公共卫生工作者该如何再次说服人们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呢？
公共卫生体系：先天不足 后天“失宠”
20 世纪以来，公共卫生体系的完善、现代微生物学的发展及医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多数传染病得以被控制。（译者注：公共卫生专家研发出脊髓灰质炎疫苗、抗菌素，消灭了天花，直接推动了全人类寿命的增长。）
前任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董事汤姆·弗里登（Tom Frieden）指出，“公共卫生以最少的钱挽救了最多的生命，但美国社会对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太少了。”
若把社会健康状况影响因素比做金字塔，临床医学会更接近顶端，改善公共场所卫生设施、修订交通和工作场所安全法律、推广水资源清洁和控烟项目等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一定被放在底部。
弗里登指出，“美国每年 3.6 万亿美元的医疗总支出中，只有不到 3％用于公共卫生，其余大部分用于临床医学。”
历史学家解释，产生差异的原因很简单,美国人渴望自由的生活方式，不愿被告知该怎么做，而希望受到保护，免受传染病、污水、变质食物和持枪者的伤害，这种矛盾心理从一开始就存在于公共卫生体系中。
正如美国韦尔斯利学院教授苏珊·里维尔比(Susan Reverby)在揭露“塔斯基吉梅毒实验”文章提到，由美国卫生局局长领导的国家公共卫生服务部和美利坚国家同岁。漫长岁月里，公众对它既厌恶又尊敬。
20 世纪初，被任命的公共卫生官员在公众服务和自我牺牲方面与军人享有同等声誉。为了寻求治疗、治愈方法，他们会主动感染自己研究的传染病。两次世界大战中，为防止性传染病对军队实力的削减，他们做出了巨大努力。
但公共卫生官员所服务社区里也被视为卑微的局外人。1922 年，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卫生官员瑞比表示，他被公众从家里拖出来，靠在树上鞭打，因为是他的行为像凯撒大帝一样专横霸道。
虽然美国出现黄热病、霍乱和天花等传染病时，为了防止传染病扩散，公共卫生官员会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随着传染病的消失，公共卫生官员的权力也很快消失。
“在 18世纪~19 世纪的美国，各州和地方官员常以公共卫生管理之名来达到自己政治目的，例如关闭商铺生意、港口停船和强行隔离等。”美国东北大学公共卫生法学者温迪·帕尔梅（Wendy Parmet）介绍，“但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情况就开始转变。”（译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冷战转移了美国政府的注意力，公共卫生部门受命将精力集中投放于伤员救助与改善非战斗减员（疟疾等传染病）等问题上。冷战期间，“公共卫生无用论”占据舆论上风，公共卫生部门持续被边缘化，其人员被打散、分流至其他部门，不仅削弱了美国社会对公共卫生危机的警惕意识，还促使政治精英在公共卫生决策中压制医疗卫生专业人士。参见王聪悦：美国公共卫生治理：沿革、经验与困境 《当代世界》2020年第4期）
成立于 1946 年的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权力依旧有限，仍无法全面获取各州的健康指标数据，也不能要求各州按其要求设置健康标准。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教授谢莉•赫恩（Shelley Hearne）说，“他们把美国政府当成客户，政府提供资金并提出建议。但不愿意冒险。”
4月11日，德州休斯顿NRG体育场，哈里斯县法官Lina Hidalgo(左三)与哈里斯县公共卫生部部长沙哈（左二）讨论野战医院的建立，该野战医院是为了缓解当地医院的新冠肺炎患者压力。
1988 年，美国国家医学研究院(National Academy of Medicine)曾首次公开批评美国公共卫生机构。作者指出，美国传染病危机的解决方式往往取决于政治意愿，而不是科学知识。许多地方政府对公共卫生项目投资少，基本的数据收集和分析能力也很差。公共卫生部门人员多由政治任命，而不是专业公务员组成，领导能力不稳定。公共卫生学院过于学术化，脱离了公共卫生部门的人才培养需要。
2003 年，美国国家医学研究院后续报告指出，美国公共卫生的问题仍未解决，公共卫生系统依旧被忽视，并受制于政治冲动；人力不足，基础设施和技术过时。
与此同时，赫恩教授创建了一个非营利组织美国健康信托(Trust for America’s Health)，根据各州应对传染病的控制程度撰写研究报告，进行排名。考虑因素包括公共卫生部门有多少流行病学专家、实验室现代化程度有多强大、针对流行病预防计划等。
调研中，赫恩发现，美国部分州没有防疫计划，更多州的计划从未经过检验，也未与医院和消防部门等配合机构负责人讨论过。有一个州拒绝透露全球大流行的防疫计划，甚至拒绝透露给它的医院。
公共卫生人员本身缺乏应对传染病的经验，许多人的工作是通过私人关系获得的，他们的政治地位非常低。有些公共卫生官员甚至未见过所在州的州长，对赫恩的调查感到害怕。有的公共卫生人员指责赫恩，关注公共卫生机构中的负面问题只会阻碍公共卫生改革进程。
“那些年的调研推动了多地卫生部门终于上线了，”赫恩介绍，“并且启动了一些优秀的试点项目，试图将慢性病预防和大流行准备工作结合起来。可一旦全球性的传染病被控之后，很多项目之前的努力都付之一炬。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到来，国家预算进一步削减，传染病防治项目被关闭，社会对公共卫生的关注也会迅速而平静地转移。”
行政官员的分歧
3 月~ 5 月期间，哈里斯县法官(美国大型县域的行政官员，没有司法职能)莉娜·伊达尔戈（Lina Hidalgo）被公众起诉了至少 5 次，原因分别为牛仔竞技场关闭、酒吧关闭、教堂关闭、口罩法令等情况，被指控称为专制者、恐怖贩子和傻瓜，收到匿名威胁道“你政治生涯将结束”。
哈里斯县法官莉娜·伊达尔戈（Lina Hidalgo）正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该县疫情情况。
无论如何，伊达尔戈一直在努力向科学靠拢。但得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在5 月初开始逐步解除居家限制令。
伊达尔戈的计划，是分阶段开放经济。第一阶段包括餐厅、零售商店和电影院，从 5 月 1 日开始，复工范围全部提高 25％。5 月 18 日，第二阶段开始，扩大商铺和产能型企业复工复产。
州长阿伯特承诺，如果复工期间新冠确诊数增加，可以调整每个阶段，或者延迟。但批评人士认为时间表太快，无法衡量疫情变化。人们需要几天的时间来适应解禁政策，而病毒传播的影响至少要 2 周时间才能看到影响。
伊达尔戈深谙政府失败的原因。她出生在哥伦比亚毒品与战火交织的年代，她经历过共和国垮台和独裁统治。家人带她定居美国得克萨斯州哈里斯县时，她才了解到高效政府的模样。
在 2016 年总统大选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学习后，她决定竞选公职。
伊达尔戈想同时动用多种手段，不仅改善教育，还改善刑事司法、城市规划和公共卫生。在得克萨斯州，法官职位将使她能够做所有这些事情。2018 年秋天，伊达尔戈成为第一位赢得哈里斯县席位的民主党人，也是首位女性和首位拉丁裔美国人。
批评人士抱怨，她才 27 岁，还没做好准备。但《休斯顿纪事报》报道称，在新冠疫情前，她已经带领哈里斯县度过了 1 场热带风暴、3 场化学火灾、1 次石油泄漏和 2 次大洪水，所有这些都“没有重大失误”。
可传染病的爆发更加棘手，病毒是看不见的。人们得花几个周才能知道前一段时间的决策是否正确。此时，选民们呼吁政府官员少做，而不是多做。4 月，伊达尔戈建立了一个临时野战医院，减轻重症监护室的医疗压力，共和党议员指责她“反应过度，浪费资源”。
为防止监狱聚集性疫情爆发，当伊达尔戈下令释放县监狱的低刑期囚犯，而治安官无视她的命令。伊达尔戈规定所有公共场所必须戴口罩时，得州副州长丹尼尔·帕特里克(Daniel Patrick)点名批评了她。当其他县级官员纷纷下达了口罩禁令时，但帕特里克改口称伊达尔戈的行政命令“越级”了。
伊达尔戈坚持表示，疫情逐渐恶化，只有强制性命令才能约束公众，建议力度不够。可州长阿伯特很快又发布了另一项行政命令，明确戴口罩是个人选择的问题。
4月17日，得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在国会大厦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他将缩减了德州重启计划，因为德州新冠肺炎住院病例激增。
5 月初，美国各州重启成为头条新闻。州长阿伯特的抵制居家隔离政策使他与总统和其他共和党州长结盟。在这些州中，新冠肺炎远未得到控制，但多州州长认为，疲软的经济状况比安全问题更为重要。
公众抵制和政治干预
美国公共卫生部门时常成为政治工具，政客会在出现公共卫生危机时成立独立的卫生委员会，以防止传染病蔓延，影响政绩和下届连任机会。之后，公共卫生部门就会成为政府部门的常设机构。
但公共卫生部门从来就没有完全的自主权。在 19 世纪中期，尽管美国城市正在反复与霍乱作斗争，一些官员以环卫部门和供水系统会受损失为由，对传染病的出现不作为，宁愿责怪穷人生活在环境肮脏之处。
在1918年流感大流行期间，公共卫生法令常常被纳入政治。例如，在流感病毒蔓延之际，匹兹堡市长为了鼓励选民上街游行，终止了一项禁止公众集会的禁令，直接导致该市病例激增。
隔离措施特别针对少数族裔群体。密歇根大学的医学史学家霍华德·马克尔（Howard Markel）介绍，1892 年纽约市爆发斑疹伤寒时，俄裔犹太人被强制隔离在城市垃圾处理场下风处的岛屿，被隔离的人中，只有极少数人患有斑疹伤寒，但最终有 6 人死于不卫生的隔离条件。
1900 年，鼠疫在旧金山爆发，武装警察部队阻止亚裔美国人居民离开该市的唐人街，而欧裔美国人继续自由出入。
非裔美国人总是被排除在政府的公共卫生计划之外，甚至被用作人体实验。1932 年，为了更多地了解梅毒，美国公共卫生服务机构拒绝对阿拉巴马州塔斯基吉市及其周边地区的数 10 名感染梅毒的黑人男性进行治疗。
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为了确定青霉素是否可以预防性传播感染，美国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在危地马拉的囚犯、妓女、士兵和精神病患者身上进行了实验，在没有告知他们或征得他们同意的情况下让他们感染了性传播疾病。
20 世纪末，全人类健康水平逐渐提高，慢性病取代了传染病成为死亡的首要原因，，美国科学家也经历了所谓的 “流行病学转变”。由于传染病的减少和临床医学的进步，公共卫生被淡化，健康问题更加私人化。
在休斯顿联合纪念医疗中心，一名医护人员正拿着治疗患者所用的设备。
《德州卫生与安全条例》赋予当地公共卫生当局在危机时刻采取行动保护社区的权力。但在 5 月，州长阿伯特暂停了这些权力，伊达尔戈和沙哈没有办法颁布任何更严格的命令。
5 月初，哈里斯县所有企业都在进行复工，可新冠确诊病例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沙哈觉得自己被困在了一辆卡住油门的汽车上。“我大声向窗外呼喊 ‘嘿，这事已经失控了，’但什么都改变不了，”他告诉记者。
让沙哈担心的不仅是酒吧、餐馆和电影院开业。庆祝活动开始陆续举行，大学的毕业典礼、节日纪念日等，更有数千名抗议者为“乔治·弗洛伊德”游行。
6月，哈里斯县的社区工作人员正在车旁记录司机的体温。
每一次事件都增加了病毒传播的机会。沙哈开始麻痹自己，“我每一次推动公共卫生团队向前走，整个行政命令却在后退。”
沙哈常和伊达尔戈讨论下一步该采取什么措施，但他们没有权力做更多的事情，他们大多希望人们能认真对待新冠肺炎。
起初，州长阿伯特对确诊病例的激增不以为然，仅仅当成核酸检测范围扩大的结果，可情况愈发无法控制。
赫尔曼·托马斯(Herman Thomas)是休斯顿圣约瑟夫医疗中心呼吸治疗师，他正在工作。
6 月 17 日，州长阿伯特承认了口罩禁令，通知县行政长官可以让企业命令顾客戴口罩。得州多数人开始都接受了保持社交距离的法令，不管这使人们多痛苦，这是人们避免更大灾难的最大希望。
美国是一个悖论，它虽是一座科学灯塔，但社会内部对科学家秉持怀疑态度。哈里斯县完美地反映了这一悖论。
哈里斯县充满了医学和科学财富，其中包括世界上最大的医疗综合体得克萨斯州医疗中心、NASA 太空综合体等。但是，这座城市也暗藏危机，疫情期间，有人在社交媒体上散布口罩与健康风险的谣言。
沙哈团队正试图通过自己的运动来抵制这些努力。事实证明，年轻人是受影响最大的群体，哈里斯县公共卫生部门宣传主任伊丽莎白·佩雷斯（Elizabeth Perez）改变了媒体策略。7 月初，她与视频社交媒体 TikTok 进行广告合作，改编了 80~90 年代的音乐广告，来向年轻人传达集体责任和保持社交距离的信息。
每天，哈里斯县公共卫生部仍在拨打数百个电话，恳求商店老板、公寓、养老院和宗教场所尽量听取建议。流行病学小组已经扩大了员工数量，包括密切接触者追逐人员，他们正在努力阻止城市重启过程中的病毒传播。
核酸测试能力仍达不到需求，等待结果耗时过长。为了使接触者追踪工作正常开展，仍要尽快查明传染源。沙哈经常说，“没有传染源，就无法追踪。”
在休斯顿联合纪念医疗中心，重症监护室护士Depti Giga正在换防护服。
到 6 月中旬，伊达尔戈担心新冠病毒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最大能力。“我们正在投入一切，但没有证据表明我们的策略起作用了。”伊达尔戈对记者说。
每日新增病例数高达 200 例，鉴于测试不足，沙哈和团队员工自 3 月以来没有休息一天。
沙哈想知道，如果哈里斯县公共卫生部工作人员传递到的信息没有起到作用，那白费了多少时间？如果新冠病毒不断获胜会怎么样？
需要更多政治意愿
自 2008 年以来，各州公共卫生部门的预算都减少了近 30％。直接导致各地裁员 5.6 万（占公共卫生总劳动力的近 23％），而且公共卫生部门并不具备现代化的实验室设备、计算机系统和常规大流行的预演系统。
相对于通货膨胀，各地公共卫生部门的预算在同一时期内一直保持不变，白宫最近取消了专门针对新冠大流行的防疫指令，这一举措在新冠确诊比例激增时，受到广泛关注和谴责。现代化数据监控系统或扩大实验室能力的努力充其量是乏善可陈，联邦政府为旨在预防慢性病的计划提供的资金从未足够。
2020 年过半，沙哈和其他公共卫生人员都面临着痛苦现实：新冠大流行引发的经济危机，会进一步削减各州政府对公共卫生的投资，公共卫生机构或遭受重创。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教授赫恩告诉记者，“这不像环境运动，甚至不是医保改革运动，在这些运动中都有激进主义者，说客和拥护者为改变现状或捍卫自己的利益而战。”
新冠疫情爆发前，美国也面临着一系列公共卫生灾难，如麻疹、梅毒的复发，食源性疾病加剧，以及水源铅污染等，而这些问题都没引起全民健康的关注。尽管 2019 年对医疗系统进行了不少讨论，但几乎没有提到公共卫生。
在休斯顿联合纪念医疗中心，实习生医生Sanathan Aiyadurai握着一名新冠肺炎患者的手，他在防护服上贴着自己的照片。
沙哈、赫恩等人表示，要改变公共卫生现状，公共卫生界需要拥有更多的政治意愿。
6 月末，得克萨斯州州长艾伯特再次下令关闭该州的酒吧，并要求餐馆将接客量减至 50％（几天来为 75％），强制要求得州 20 多个新冠肺炎高风险地区人员在公共场所必须戴口罩。
7 月 8 日，得州新增病例数破纪录达到单日 9952 例，核酸检测呈阳性的比率从三周前的 7.9％上升至 15.6％。
州内所有医院病床已满，医院地板已重新配置，急诊室已准备就绪。哈里斯县所有医护人员开始对开始对呼吸机和个人防护物资再次开始担忧。同样的故事，也在纽约、西雅图等地重演。
连日来，美国各州的新增病例数持续攀升，阳性率增加，单日确诊病例数不断被打破。得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加利福尼亚州和新泽西州的人们正在为秋季第二波疫情暴发做准备，尽管第一波暴发尚未完全消退。
美国的科学家和健康史学家表示，新冠疫情蔓延的根源是美国未能将公共卫生完全纳入社会运转体系的一部分，这导致了美国无法有效应危机，更不要说预防了。
https://www.nytimes.com/2020/07/14/magazine/covid-19-public-health-texa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