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勿略走了三步，印度，日本，中国广东上川岛。
文/全历史 拾贰酱
1534年8月15日，现今规模最大的天主教会之一——耶稣会，在巴黎诞生，其中一位创始人就是传教士沙勿略。
当时欧洲正处在宗教改革（此处可a至1517年10月31日的维滕堡）的浪潮中，新教势力崛起，旧教便想通过海外扩张增加影响力。
沙勿略被罗马教廷任命为“远东使节”，赴东亚传教。
他随葡萄牙商船，在印度建立了第一所天主教学院，之后还开辟了日本教区。虽然沙勿略从未踏足中国大陆，却为利玛窦（此处可a至1610年5月11日的北京）、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此处可a至1766年7月16日的北京）等一大批传教士进入中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最终，在他的影响下，东亚建立了完善的传教体系。
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
那么，沙勿略的传教体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沙勿略在东亚传教的经历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沙勿略与印度总督配合在印度果阿建立了耶稣会的东亚传教基地。
当时达伽马（此处可a至1497年7月8日的里斯本）已经开辟了欧洲通往印度洋的新航线，葡萄牙人借此在印度建立了殖民地。葡萄牙国王就想着把天主教也带过去。
沙勿略精彩的布道，曾在短短一年内征服了整个葡萄牙和他们的国王。于是，他与新任印度总督一同前往东亚拓荒耶稣会的传教事业。
沙勿略深知传教与葡方的殖民利益是紧密相关的，帮助葡萄牙解决贸易问题更有利于传教事业的开展。
当时，葡萄牙在印度南部的渔夫海岸垄断了珍珠交易，引发了当地势力的混战，这大大影响了葡方的正常贸易。
沙勿略也在渔夫海岸附近的乡村布道，并获得了当地势力的信任。于是，他就代表当地人出面与印度总督商议，以保护教民为由，提议均衡贸易利益，并将当地的政权纳入葡军势力范围。
最终，沙勿略调停了渔夫海岸各方政权的争端，令葡萄牙人的生意和传教事业和都得以顺利进行。甚至当地政权也开始支持他传教。
相对稳定的环境之下，沙勿略曾在一个月内就为13个村庄近1万人受洗。
这次成功的调停，也让沙勿略赢得了总督更多的支持，包括建立圣保禄学院。该院培养了大批传教士，专门往东亚传教。
后来随沙勿略到日本传教的助手，池端弥次郎，就曾在改学院完成神学课程，并辅助他翻译了日语天主教教义。
如果说印度传教顺利是因为处于葡萄牙势力范围内，那对于日本，沙勿略又是如何完成传教的呢？
首先，他向葡王勾画基督化日本的蓝图，赢得经济支持和武力保护。
沙勿略在培养弥次郎时，搜集了大量日本情报。他写给葡王的调查报告中，将日本人描绘成一个求知欲旺盛、擅长语言沟通的民族，对天主教充满了兴趣。且日本只有佛教和神道，相比伊斯兰教徒来说更易接受改宗。
此外，他还暗示日本或许会成为葡萄牙新的殖民地，有利于扩大葡萄牙的东方市场。
葡日之间的南蛮贸易。
可以看出，沙勿略为达目的掩盖了不少传教的困难。
经葡王授意，很快他就得到了印度总督的引荐信和巨额物资，其中包括船只、生活费、圣堂建设费、30桶胡椒，以及给日本国王的昂贵礼物。
他在葡商与大名松浦隆信之间牵线搭桥，成功建立了葡日之间的贸易航线。沙勿略一石三鸟，不仅弥补了明朝闭关给日本外贸带来的损失，还将火炮大量传入了日本，也为获得了一定的政治保护。
其次，根据日本战国时代的局势，沙勿略灵活改变结交上层的策略，以推进传教。
沙勿略曾依赖大名，在鹿儿岛吸纳100多名教徒，但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却被佛教势力排挤，没能扩大规模。
后来他转变策略到京都拜见天皇，意图用君王来宣传教会。
然而等他到了京都，发现这里荒凉残破，也没有大名来向天皇尽忠。沙勿略意识到，日本天皇根本没有对国家的控制权，而且这种情形已经持续了150年之久。
所以，沙勿略转向结交当时日本最强大名——大内义隆。为了造势，沙勿略走上街头招揽百姓前来听他演讲。他发现日本人对太阳月亮的运转规律充满好奇，便操着蹩脚的日语热情回答，顺便附会日月星辰都来自于上帝的创造。
这个外来的“和尚”引起了越来越大的轰动，远近农民、僧侣、武士以及大内义隆的重臣都成了他演讲会上的观众。
终于，沙勿略引起了大内的注意。某一天，他换上华贵的长袍，一改往日的清贫形象，带着原本给国王的礼物与总督的亲笔信，到了大内府上。
大内与沙勿略，就风雨雷电是如何产生的话题进行了愉快的交流。沙勿略的高贵与博学让大内非常佩服，并慷慨赋予他传教权。
沙勿略在日本的旅程中，了解到中国文化对日本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日本人总是声称，若天主教值得相信，那么中国人就会接受它。要知道日本佛教的盛行就来源于中国的鉴真和尚（此处可a至753年12月20日的鹿儿岛）。
沙勿略明白中国才是东亚传教的终极目的地，于是他决定前往这个闭关的国家。
第三阶段，沙勿略尝试进入中国，却因病死在广东上川岛。不过，沙勿略的传教体系已经形成，深远地影响着后来入华的耶稣会教士。
这种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他创立了从社会上层传教的路线。
旧教以往的传教对象都是下层民众，但沙勿略发现在语言不同的东亚运行不畅。反而他利用上层人士的权威在印度和日本都取得了成功。于是他将传教士的交往对象锁定在君王和官员身上。
利玛窦来华时积极与官绅阶层接触，和他一起来的传教士龙华民指责他忽略了乡村的贫民以及妇女小孩等弱势群体，不符合天主教的教义。但显然，利玛窦与徐光启（此处可a至1562年4月24日的上海）的合作成为了中西交流的典范，真正引领了西学东渐的潮流。
第二，沙勿略确定了传教士以自然科学为主的学习内容。
沙勿略的传教报告中说，除了学习当地语言为必修课，还要全面掌握医学、物理学、数学等，尤其要精通天文学知识。
澳门圣保禄学院，大三巴牌坊。
澳门的圣保禄学院就延续了沙勿略的教育思想。这里培养了许多西方汉学家，罗明坚、汤若望、南怀仁等人都曾在这里学习过。汤若望甚至做到了清朝钦天监一把手的位置上，为耶稣会争取了在北京自由传教的机会。
沙勿略在日本传教却将大量火器引入当地，改变了日本的战争形态，验证了意外产生大价值的“副产品”规律（详见规律8 - 副产品规律：意外产生大价值）。
传教士来华与中国学者交流，翻译了《几何原本》（此处可a至1608年3月6日的北京）这样的数学理论，促进了中国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验证了交流促进步的规律（详见规律2 - 交流促进步：民族间的可接近性与部门协作）。
历代评价
沙勿略是适应性传教策略的奠基人。
——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