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议者在白宫周边的街道上燃起了火焰”。

黑人乔治·弗洛伊德当街死于警察膝下后，激愤的美国民众将愤怒对准了他们的总统。5 月 30 日晚间，数百名抗议者集结在拉斐特广场，这座有 30000 平方米草坪的公园以美国革命期间的法国军事领袖拉斐尔侯爵命名，它的正南方就是总统府邸白宫。示威者在此处升起火焰，向警察投掷水瓶和砖块，并在街道上留下涂鸦。

几天后，成千上万名抗议者选择再次向拉斐特广场进军，人们拥挤在公园的入口处，高举着写满“BLM”（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字样的标语牌，街道上的涂鸦被参与示威的艺术家们重新粉刷了一次。在附近的子午山公园里（Meridian Hill Park），一群人正在高呼：“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No justice, no peace）”。

原本为游客提供休憩和娱乐的公园如今被游行示威的人群占领，成为示威前线最重要的阵地——在处于事件中心的明尼阿波利斯，人们在 6 月 5 日汇集在当地的艾略特公园（Elliot Park）为弗洛伊德举行哀悼和抗议活动；6 月 15 日傍晚，100 多名医护人员打出“white coats for black lives”的口号，身着白大褂在纽约中央公园的草坪上单膝跪地以示抗议；在华盛顿西雅图，人们涌进卡尔·安德森公园（Cal Anderson Park）举行示威集会，要求对当地警察局进行改革。

作为城市中重要的公共空间，各式各样的公园在全美各地接连爆发的抗议活动中，成为民众汇聚声量，表达诉求的平台。

坚守 38 年

当示威人群“进军”拉斐特公园时，或许很难不被公园里的一个小帐篷所吸引。在这座公园的一条小路上，一个盖着防水油布的帐篷挺立在示威人群中间，当周围的示威者都在为黑人的生命振臂疾呼时，这个帐篷却顶着一块与众不同的标语：“超过 38 年的反核和平守夜行动，下雨、日晒、新冠、雨夹雪、暴风雪或飓风都无法阻止我”，在帐篷旁边，放置着一块黑白的反战标志。

这个帐篷没有在示威引起的骚乱中毁坏，不仅如此，为佛洛依德的死举办集会的人们，还在示威的过程中将帐篷保护起来，让它免遭毁坏。

帐篷的主人是 66 岁的白人男性尼尔（Neil），正如标语所写，他只身一人，已经在拉斐特广场坚持了长达 38 年的反战反核武抗议。

在一个飘着细雨的清晨，《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见到了尼尔，他头戴灰色的鸭舌帽，身穿浅蓝色格子短袖衬衫和有些褪色的牛仔裤。这天早上 7 点，他搭乘地铁来到拉斐特广场，来收拾因示威而稍显凌乱的帐篷。

距离最激烈的示威活动已经过去近两周，公园里有慢跑者和零星的游客，在途径帐篷时总有初来乍到的人会停下问尼尔：“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尼尔的回答很简单，因为美国人有和平抗议的权利。在记者跟访他的上午，这样相似的对话重复了六次，但尼尔并不厌倦，他已经习惯了这种重复。

当我们将尼尔的帐篷和 BLM 的示威活动并置时，公园所能承担的公共使命就显露出来，这里既为突发的、急剧的集体性社会事件提供一个表达的出口，也为那些因长久而显得更缓和的抗议声音搭好了面向公众的平台。

Citylab 的一篇文章指出，自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人们再次意识到了城市公园这一公共建筑扮演着城市生活中及其重要的角色，俄亥俄州阿克伦市的副市长詹姆斯·哈迪（James Hardy）认为，公园能促进公平，是重要的城市公共场合，尤其当媒体和社区中被忽视的成员需要通过这样的空间来传达真相时，这种公共性越发彰显出来。

当城市学者在种族主义面前提出“重新发现公园的价值和力量”时，公园这一公共议事的舞台就成了更宏大的反抗叙事的一部分。

以汤普金斯广场为例

公园本身并不具备反抗属性，在著名城市学家简·雅各布斯看来，它甚至“什么也不是”，然而，一旦公园成为示威游行的发生地，它就会被赋予一种新的意涵。

1988 年 8 月 6 日傍晚，纽约下东区汤普金斯广场公园聚集了接近 700 名抗议者，朋克青年、艺术家、流浪汉和房产维权人士组成了这支奇怪的抗议队伍，他们无视绿地上“禁止践踏”的牌子，站在草坪上向维持秩序的警察大喊道：“这他妈是我们的公园。”

彼时，轰轰烈烈的士绅化运动正在纽约上演，人们瞄准了下东区土地的商业利润，年久失修的汤普金斯广场公园即将在房地产商和市政府联手下展开“高端化”翻修。尽管，这座公园在当地已经成为低收入人群和无家可归者的住所，人们在公园里搭起简陋的帐篷和纸板屋，过着城里人不在意的“低端生活”。

城市学者尼尔·史密斯在他的著作《新城市前沿》中记载了汤普金斯广场公园的变迁：“公园最早是一片沼泽‘荒野’，它的最早一批无家可归者可能是 1626 年因为收受了一些碎布和珠子而失去曼哈顿岛的曼哈顿土著。”此后，这片地区在 19 世纪初期被当地财阀修成了一座公园，并很快成为工人和失业者集会的场所。

在 1873 年欧美国际金融市场崩溃后，汤普金斯广场公园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抗议集会，超过 1000 名民众被当时的警察暴力驱赶，当时的新闻记载道：“警棍无情地挥向民众，无论对方是男人、女人还是小孩”。但也因此，汤普金斯广场公园第一次成为了具备抵抗性质的公共空间，一种基于地标的象征性的力量逐渐成型。

此后汤普金斯广场公园又经历了战后零零散散的示威行动，在 20 世纪 50 到 60 年代，这里是“垮掉派诗人和反主流文化的聚集地”，反战运动达到高潮时，这里又不可避免地成为“新的战场”，嬉皮士们躺倒在草坪上，表达对警察的蔑视。

在 1988 年 8 月 6 日，警察最终决定再次用暴力驱散示威的人群，他们“像哥萨克骑兵挥舞马刀一样挥舞警棍，不断攻击公园周围的游行者和本地居民”，愤怒和仇恨的情绪下冲突彻底爆发，直到凌晨 4 点后，警察才“以一种可耻的退却”的方式撤退。

尼尔·史密斯记录道，这些守住了公园的人们“嘲弄警察，庆祝自己解放了公园，并把口号变成‘到处都是汤普金斯广场’”，他认为，当时汤普金斯广场公园已经成为抵御士绅化的“最后一站”。

公园需要重建

只不过认识到城市公园的重要意义后，新的问题又摆在人们面前。

近年来，全美的城市公园都面临相同的困境：缺乏足够的市政资金投入，长年欠缺维护，让公园逐渐走向了衰败。根据非营利性组织 NRPA（National Recreation and Park Association）的数据，随着 2008 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全美各个城市在公园上的支出骤降了 22％，此后这项支出的恢复速度十分缓慢，到 2013 年，城市公园仅占地方政府支出的 1.9％，低于 2000 年的 2.2％。

“现在是公共空间的关键时刻，或许是近十年来最重要的时间节点。”专注于公共空间的全国性非营利组织“公民公共学习网络”（Civic Commons Learning Network）的负责人布里奇特·马奎斯说，“我们正眼睁睁看着人群产生裂痕，并看着我们是如何任由这些裂痕侵蚀了许多地方。”

Citylab 的报道指出，目前全美对城市公园的市政预算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削减，以纽约为例，公园预算将减少 6130 万美元，延迟维护和公园各类设施的老化将成为越来越棘手的问题。

情况并不乐观，詹姆斯·哈迪认为目前大幅度减少的市政投入并不合理，相反的是，决策者应该意识在公共空间投入两倍或三倍的投资已经迫在眉睫。他担心城市的领导人在看到此起彼伏的抗议活动后，将公园视为麻烦的滋生地，通过削减资金投入以限制大规模的公民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带来的责任。

但这种心态只会加剧不平等。詹姆斯·哈迪说道：“在这里（公园），拥有不同背景的人们聚在一起，并发现自己处于平等的地位。这对于美国而言至关重要，而当下将是提出这一观念的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