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与和平总是交织在抗争当中，在美国近日发生的全国性抗议示威游行中也是如此。

游行的导火索是一则视频，黑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在白人警察的暴力执法下窒息而死。为了抗议种族歧视，2020 年 5 月 26 日起，人们在事件发生地明尼阿波利斯举行游行，并随后波及到整个美国。

在许多城市，游行基本是和平的。美国当地时间 6 月 1 日晚间，数千人集结在纽约布鲁克林，组织者与警方合作，以保证人们不会做出过激行为。差不多同一时间，芝加哥北区千人游行也在极少数警力的引导下保持有序。

冲突、混乱、暴力也时有发生。与布鲁克林隔桥相望的曼哈顿中城，多家服装品牌商店被抢劫一空。阿拉巴马州城市伯明翰，示威者冲击一座代表邦联体制的雕塑，迫使市长下令拆毁雕像。而在亚特兰大，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警方向人群发射催泪弹，并用武力控制住了许多示威者。

然而，暴力却攫取了公众、媒体、舆论的大部分注意力，也让执政者以及保守派找到了攻击示威者、以及所有示威游行活动的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 6 月 1 日晚间称，尽管美国人有十足的理由因为弗洛伊德的死而感到恶心和混乱，但是“如果城市或者州拒绝采取措施来保卫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那么我将会派出美国军队，以尽快解决这些问题”。在他口中，抢劫商店以及其他的暴力示威活动都被定义为“本土的恐怖主义行为”（act of domestic terror）。

“当抢劫开始的时候，执法部门就会开枪。”更早时候，特朗普在 Twitter 上发出了一条更为强硬的文字。他要求各地行政官员，尽快逮捕并囚禁示威者以平息事态，而如果官员们不这么做的话，那他们就是“混蛋”。

随着示威游行规模在过去一周内不断扩大，舆论焦点也随之转移。原本公众还在探讨白人警察对于黑人的暴力执法，以及过去多年以来隐性的种族歧视对于黑人的系统性压迫。现在，示威游行本身成为了讨论的起点。人们开始关注特朗普是否会如他所说那样派遣美国军队来控制局势；关注各大城市的宵禁令能否逐渐平息事态；关注警方和示威者之间持续的冲突会否进一步升级。潜移默化之中，原本关于种族、公平的讨论，变成了关于示威中是否应当使用暴力的讨论。

这当然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然而，翻阅近几十年的学术研究成果，学术界或许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既没有证据证明示威抗议中使用暴力是有效的，也没有证据证明暴力是无效的。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艾丽卡·切诺维斯（Erica Chenoweth）与美国和平研究会研究总监玛丽亚·斯蒂芬（Maria Stephan）联合撰文。她们在梳理了过去的一些经验研究之后写道，有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有限运用暴力的抗议活动比非暴力抗议活动更能促进民主，而另一些研究则指出，只要抗议活动是有组织的，非暴力比暴力会更加有效。总之，不同研究者基于不同的素材、分析方法、以及理论框架很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而在此次波及全美的示威游行中，人们对于暴力是否有效的看法也大相径庭。维斯理学院非洲研究助理教授凯莉·杰克逊（Kellie Jackson）在《大西洋月刊》撰文指出，历史经验显示暴力是促进社会变革的有力手段。“美国革命用暴力获胜。法国革命用暴力获胜。海地革命用暴力获胜。美国内战也用暴力获胜。”所以，今天全美的抗议活动，一定能够引领黑人去实现完全的自由和人性。

但在《华尔街日报》上，评论部发表的联合社论则援引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兰德·弗莱耶（Roland Fryer）的研究表示，每一次警方暴力执法引发抗议之后，都只会让警方更倾向于降低执法力度，因此在这些街区，谋杀和严重暴力犯罪发生率在之后的几个月内都会快速增长。

“自由派媒体和知识份子都将暴力看作是对社会不公平的反应，”社论写道，“他们无视了这个社会存在不使用暴力就能促进社会变革的可能。这个夏天美国混乱的主要受害者将会是穷人以及少数族裔。”

事实上，以上两种看法可能都有偏颇之处。革命并不一定会带来公正。法国大革命有过极其血腥的阶段以及此后的王朝复辟，将之后的自由社会全部归咎于革命本身或许过于草率。而《华尔街日报》所说的不适用暴力就能促进社会变革，也同样是个小概率事件。事实上，仅在过去 10 年，美国因警察暴力执法而导致黑人死亡的案件就多次引发全国关注，而他们都没有能够拯救弗洛伊德的生命。

实证证据并不支持暴力，也不支持非暴力，而在伦理层面上，这个问题就更难以定论。数百年以前，哲学家、政治学家就为此吵得不可开交，至今都无人能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当代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认为，抗争中不应该掺杂暴力。在 1971 年出版的《正义论》中，他提出了两条判断行为、政策是否正义的标准，其中一条认为，一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同等的自由，而暴力行为则直接违反了这一标准。抢劫商店的行为，就让受害者无法自由处置自己的财产。

然而，这可能也是《正义论》中受批评最多的论点之一。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就在 1979 年的《法律的权威》一书中认为，有时抗议者会认为这个社会过于不公正，以至于可以正当地使用暴力去改变社会。有时候，这样的暴力甚至是必要的，以保护或者重新确立社会中应有的权利和公民自由。

最极端的或许要属于一派认同“战斗性民主”（militant democracy）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们认为，可以采用不民主、也不自由的方式，以防止敌人对于民主的破坏。简而言之就是“自由的敌人不配享有自由”。在德国，战斗性民主的理念至少也是在潜移默化中被实践着。德国政府对于新纳粹分子从不手软，即使在很多人看来这或许是一种阻碍言论自由的做法。

在伦理学和政治哲学领域中，关于暴力与抗争的论述林林总总，分歧巨大。每一次全球出现动荡的时候，示威游行中的暴力是否可以被正当化都会被大量讨论。不过，当人们沉溺于探讨这一问题时，他们或许忘记了，原本人们关心的是警察执法和种族歧视，而现在却被示威抗议中的暴力转移了焦点。

“无论暴力出现在哪里，无论它是来自于执法者，来自于煽动者、暴动者、或者是抢劫者，”《纽约时报》评论部的联合社论写道，“暴力都给了人们借口，将整个讨论从原本人们绝望和愤怒之源转移开来。”随后，社论引用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话，“我谴责暴动。我也必须以同样的愤怒来谴责那些让人觉得自己不得不参与暴动的社会环境。”

无论是《纽约时报》的社论还是金的发言，他们都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在示威抗议中是否可以正当地使用暴力并不是关键问题，甚至过多地关注暴力行为本身会让人们忘记那些真正重要地问题——人们为何使用暴力？人们为何觉得只有使用暴力才能宣泄情绪或者是达成社会变革？以及究竟是什么造就了示威游行中的暴力？

事实上，有许多理由可以让人们不去关心示威游行中暴力行为的正当性。前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曾领导南非黑人，反抗白人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在讨论示威游行中的暴力时，他说南非的种族歧视情况极其严重，人们的怒火也达到顶峰。要限制暴力基本是不可能的，而他们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以限制和引导反抗者使用暴力。

当暴力本身无可避免，暴力的程度才是衡量道德与否的关键。只要组织者能够将暴力行为控制住，就像此次美国示威组织者尝试与警方合作以维持游行持续那样，那么示威游行本身就应该与其中的暴力行为分开看待，而不能以其中出现了暴力为由，去指责示威游行。

其次，当人们在谈论示威游行中的暴力时，往往站在执法者的角度。这样，人们才能将暴力理解为抢劫、袭警、纵火等罪名，进而去谈论这些暴力行为是否道德、是否合法。然而，任何的示威抗争都是直接对执法者权威的挑战。他们想要证明的就是执法者错了，执法者执行的法律错了。在这个意义上，执法者在示威者眼中并不具备天然的道德优势，因此示威者本身的行为也无所谓道德不道德。

正如纽约大学教授尼古拉斯·米尔佐耶夫（Nicholas Mirzoeff）所说，“将暴力定义为一种个人选择，就好像人们可以像个顾客一样选择暴力还是不暴力，隐藏起了诸如贫困或是种族主义这样的系统性暴力。”

“这样的看法将国家看作是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人……而个人为了反抗国家垄断暴力的暴力行为就会因此被看作是一种背叛。”但事实上，人们有对国家愤怒的权利，而国家也因此失去了将人们的反抗看作是不道德的资格。

传统意义上，伦理学试图寻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律令，例如不可杀人。但在实践中，人们意识到每一个人的选择、能力、责任、社会关系、文化处境都不相同。故意杀人与过失杀人不同，防卫过程中杀人又更是另外一回事。因此，伦理学更应该关心的是每一个个案中，人们行动背后的逻辑与动机。

就像哲学家汉娜·埃伦特在 1969 年的《反思暴力》中所写的那样，“暴力本身不推动事件发生。它也不推动历史，不推动革命。但是它确实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让人们的悲苦变得戏剧化，并且把它们带到公众面前。”

也就是说，在此次美国示威游行中，更值得人们关注的是种族歧视，是暴力执法，是黑人长期的困境。但可惜的是，由于整个舆论场过多地关注暴力本身，这些问题开始被渐渐忽视。而只有真正回应这些问题，才能平息示威游行，以及其中掺杂的各种暴力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