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宇路同名新展开幕那天，正好也是“画廊周北京2020”，798的下午人头攒动，好像根本没有疫情这回事。

一个朋友在微博上写道：“这天的798似乎聚集了全北京的熟人，疫情培养出的社恐都要发作了。”

那个熟悉的798又回来了，人们聚集在承办展览的北京公社门口，握手、寒暄、相约一起咖啡或者晚餐，一位西装革履的参观者抓着葛宇路问：“你的作品我特别喜欢，但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觉得艺术到底是什么？”

面对如此的大哉问，葛宇路只能讪笑，他用带着点湖北味道的戏谑语调说：“整个园区都是艺术啊。”

《葛宇路》同名展览与葛宇路其人其事

谁是葛宇路？它曾是高德地图可以搜到的一条路，他也是一位年轻的艺术家。自从三年前双井街道和城管部门依法拆除了“葛宇路”路牌之后，这个名字就具有了某种吸引力。而此后接连不断的作品连续被媒体报道，葛宇路已经有了开个展的资格。

展厅漆黑一片，但陆续不断有隐隐约约的人飞快进出着，大家依靠葛宇路在后台登自行车提供的电力观看几个发着荧荧微光的屏幕，每个视频长不过30秒，时不时会断电，发出“滴滴滴”的报警声。有人嘀咕着“这有啥看的”，有人则选择在每一件作品面前停留，若有所思。

乍看上去，葛宇路的新展览全是老作品的回顾：他是怎么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北京的一条路（《葛宇路》2016）；如何和监控录像对视，直至监控后面的人出来干预（《对视》2016）；又是如何在广州的夏天让自己不出一滴汗（《cool》2018），或者怎么利用北京的风吹了一封情书给自己的女友（《吹往北京的风》2019）……

他所有的作品都像是和生活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这种行为有时候会被看做是离经叛道，但也会被人批评为不够勇敢和直接，没有危险性，更像是恶作剧。这个路数的作品，十几年前遍地都是，当时说这叫“点子艺术”，贬义的。画廊来了之后，这种“点子艺术”不好卖，就没人做了，现在居然被追捧。

也有人觉得葛宇路充分认识了这个时代和它的艺术方式，他的作品里有一种幽默和轻巧，这恰恰有利于传播。最简单和日常的行为发出自己微弱但持续的抵抗。

众说纷纭中，葛宇路成了“网红”，某种程度上说，这不是偶然的，也有他主动的成分。与传统的艺术家不同，葛宇路与媒体的关系更像是一种“合作”。他对城市问题的关心，很能切中文艺青年的痛点，因此受到这个群体的追捧不足为奇。

关注日常生活，是葛宇路的创作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因为艺术家多种多样的，有的喜欢政治话题，有的关注世界经济话题，有的关注宗教神学……我最关注的还是现实。但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现实又不是特别宏大的， 而是一种日常的状态。

重视日常经验，与大众建立对话的特点让葛宇路的作品拥有了很好的观众缘，在他这里，当代艺术可以下沉到老少咸宜的境界，他要做的事似乎人人都可以做，但因为不够体面，足够“无聊”，很少有人愿意去做。

对葛宇路来说，别人的日常和自己的创作没有任何本质区别，普通生活也可以拿艺术思维去看待，而自己的艺术就是生活的碎片，因此，可以说他无时不刻不在做创作，无时无刻不在做艺术。艺术并不是一个在展厅才被允许观看的东西，艺术是俯拾即是的。

漆黑一片的展厅，召唤出人们对“例外”状态的记忆

展览开幕后，葛宇路大部分时候都在忙着蹬车，他的微博时不时会更新自己的动态。这是他保持和人群互动的方式。整个展览既是回顾葛宇路创作的过程——也可以说，这是他整个疫情期间的思考：展览的作品是某种“意外”，而“停电”才是常态，召唤出人们对所谓“例外”状态的记忆。有人解读这种观看、展示和创造之间平滑流动的概念链条被暂时扰乱，“如同免疫系统遭遇病毒，不得不对来自外部的力量作出反应。”

今年过年，葛宇路没回武汉老家，而是选择去了泰国，没想到身份证“42”开头还是给自己带来无限麻烦。因为是武汉人，即使根本没有离开北京，他还是遭遇了各种盘问和审查。临近出发的日子，还担心能不能通过燕郊检查站。他本来想买个皮划艇渡河去北京，但还是顺利通过了检查。

随着疫情发展，一边是在武汉的朋友的惊恐：“千万别回来武汉”；一边是艺术家微信群里的狂欢：“做作品的好时候来了”。从泰国回来落地上海，先是经历了14天隔离，回北京，又是14天隔离，28天的封闭，让葛宇路对艺术产生了怀疑。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沉迷在无用感和无力感中，特别的绝望，有阵子甚至觉得我就是搬砖也比做这些事好，或者我干脆降低我的消耗，躺着啥也别做，少吃少喝，不要给社会浪费资源。

策展人卞卡却分享了一个观点：大家都在谈艺术无用，这简直成了一句无聊的废话，艺术当然是无用的，我们反过来倒不如借这机会想想艺术是不是还能成为为数不多的抵抗手段。

这些话让葛宇路意识到：最终哪怕一无所用，至少可以保持一种态度，一种拒绝，艺术家至少还在做个人的事情。

疫情期间福建隔离酒店倒塌事件的幸存者给葛宇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房子倒塌后，他躺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漆黑中只能摸索到一个空调遥控器，他就靠着就不断按上面的按键，看着小红光一闪一闪维持生命的感觉。

这种微弱能量跟巨大的灾难比起来微不足道，但葛宇路却觉得十分可贵。

这构成了一种对阻挡不了的事情的抵抗，这恰恰让他活下来，这启发我们如何去面对超出我们个体能量的东西，也启发了整个展览的设定。

艺术介入社会，一个伪命题？

既然展览也关于自己对艺术的重新思考，葛宇路在新展览里也试图用自己的行动诠释艺术家在当下的艺术生产中意味着什么。

我想用这个行动告诉大家，艺术家也在一种供需关系中，是社会的生产链的一环。我不认同前几年“艺术介入社会的提法”，艺术家带着一种傲慢的姿态离开工作者，走进社会中。事实上，工作室或者画廊就不是社会的一环吗？

画廊和社会的供给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当有人把供电切断之后，事情会变得不同。某种程度上说，这个作品唯一的材料就是我的身体，我像一个上班族一样，朝九晚五地在这个蹬车，就是要告诉大家艺术家也是一个生产者，我就是人肉电池，我和IT程序员没有本质不同。

现实却是，即使每天疯狂蹬车5小时，电池容量也只能保证最多1小时的供电。葛宇路自以为可以保证一个月展期期间所有的用电，但体力有限，更多的时候需要在女朋友的督促下疯狂蹬车。力气不够了就靠运动饮料，裤子磨破了可以垫上卫生巾，葛宇路觉得自己把自己“设计”了。

事已至此，尽管本意不是如此，也有人将这个行为解读为艺术家被艺术生产系统压榨出最后的剩余价值，就算葛宇路认为自己是自愿的，但他的自愿也可以被解读为是一种构建的自愿。

对这种解读，葛宇路不置可否。他一边不赞同艺术介入社会的概念，认为这种姿态过于精英，但他也不完全批评资本集中的画廊产业，画廊养活了那么多人，也没有必要将其批评得一无是处，自己做好自己的作品就行，多元并存是最好的状态。

长期以来，葛宇路都是一位业余艺术家，他的收入和艺术无关。除了疫情义卖出了一件作品，他的录像作品只卖出去一个版，钱都没到账。他很感激画廊北京公社对自己的支持，毕竟画廊要生存，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些作品要怎么卖出去。但他也觉得这事很刺激，如果谁要收藏，那是很牛逼的一件事，对藏家是个挑战。

毕业之后，有个老板赏识葛宇路，让他做了某app负责人，他于是一边在互联网公司打工，一边给艺考机构讲当代艺术，培养学生建立思维方式。他知道自己没法教人进美术学院，他不在这种规训之中，但影视艺考也是一条路，思维更开阔一些。说这些的时候，葛宇路很坦然，全然没有艺术家的心理包袱。也许他从不觉得自己是什么高高在上的艺术家，他一直在社会的运转中。

显然，葛宇路对媒体是近乎无条件拥抱的，展览的大部分时候，他都一边蹬着自行车一边接受采访，媒体一波波来，一波波走。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采访对象，有问必答，时不时还会换位思考，考虑记者报道的尺度，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话术。

葛宇路的硕士论文是有关于审查的，研究历史上的审查和艺术的关系，他得出了一个让人颇有信心的结论：任何时代都有做艺术的空间。

他们总是说鸡蛋与高墙，但粉身碎骨不是出路，目前的环境下，还是可以找到一种共生的方式，找到双方逻辑可以缠绕的点。或许，审查可以让艺术语言变得更丰富。抵抗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大家在一个共同的空间里给对方一个余地。

艺术在这个空间开拓的各种形式，能够将人们调动起来，拥有巨大能量。在当下的语境里讨论艺术是什么是困难的，那些做出了激烈抵抗的艺术家的行为也许已经超越了艺术，他们无需再使用艺术的手段。

葛宇路很欣赏美国艺术家哈桑·伊拉希，因为民族问题，他被FBI审查并监控。不同于一般人的愤怒，伊拉希决定用创造性的方式解决这个麻烦，干脆主动报备自己的一举一动，建立了一个网站，事无巨细地记录自己的生活，包括每天如何小便。看上去毫无意义的行为，艺术家却从未放弃自己的控诉，直到FB根本奈何不了他。

被这种精神打动，葛宇路觉得看上去铁板一块的机制一定是有漏洞的，在大的环境下，自己只能做一个“可耻的沉默者”，妥协换取了话语权，让他继续发挥着微小的反抗力量。

写完了那篇论文，葛宇路平静接受了学校给自己的处分。哈桑·伊拉希给了他动力，他会问自己，为什么还要做，有没有空间做，还能怎么做，值不值得做艺术。答案当然是，还要继续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