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希望能坐上这班飞机。我母亲两天前去世了，我的脑子还在发呆。”身穿白色衬衫、蓝色牛仔裤，戴着口罩和手套的43岁印度侨民阿吉思·普拉尼科蒂尔（Ajith Pullanikottil），已经在在阿联酋迪拜机场的手推车旁坐了三个小时，但一直没有听到工作人员喊他的名字。不耐烦的他，掏出了手机，拨通了印度领事馆的电话。

5月7日，第一批印度公民开始从迪拜和阿布扎比撤离，得知消息的阿吉思，只带了一个帆布袋，里面只有几件衣服，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

苦等五个小时之后，阿吉思终于得到了返乡的消息，在接受完登机前的快速病毒检查后，他坐上了飞往喀拉拉邦的航班。这趟航班的起飞，标志着印度“最全面、最复杂和最具挑战性的撤侨计划”全面展开。

航班的终点，是位于印度南部的一个叫喀拉拉的邦，这个邦长期由印共（马）领导的左翼联盟执政，是移民中东人口最多的印度联邦之一。就在撤侨展开前夕，喀拉拉邦因为最先拉平病毒增长曲线而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西方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喀拉拉模式”，这个话题也成了推特的热门话题。

喀拉拉邦是如何拉平曲线，来承担印度撤侨计划的呢？

全世界最大规模的撤侨计划

这项名为Vande Bharat（“致敬印度”）的撤侨计划，仅5月7日至14日一周内，印度就派遣了64架专机从13个国家接回了数万公民。撤侨航班分别从中东、美国、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及孟加拉等国家起飞。根据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过200万印度公民登记回国，这将是全世界最大规模的撤侨行动。

目前该任务处于第二阶段，前期安排班机260次，后期航班169次。每一航班可载客人数大多在140到320之间。每天，都有近千人通过该计划飞回印度。最新的一则报道显示， 5月25日，833名印度人通过四架航班从多哈、旧金山、墨尔本和悉尼返回了印度。

据印度媒体《The Financial Express》（金融快报）5月23日报道，“Vande Bharat”任务将在6月13日结束第二阶段，并在6月中旬进入第三阶段。数据显示，迄今已有约23475人通过该任务返回印度。印度外交部官方发言人表示，在第一阶段，返回者以学生和蓝领工人居多。在这些人中，有28％（4883）是工人，约25％（4196）是学生。

相比1991年科威特海湾战争前夕，印度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历史大撤侨。这一次疫情期间的撤侨，大不相同，一是遍及全球多国，尤其从监测条件欠佳中东地区的印度侨民，对于冠状病毒曲线仍未拉平的印度，意味着输入性案例可能会带来新一轮的冲击；二是全国停摆，印度经济承压，大量侨民回流也意味着外汇收入断流，给外汇收支长期紧张的印度再添压力。

撤侨行动，首当其冲的地方，就是早就宣告将冠状病毒曲线拉平的喀拉拉邦。这个由印度共产党人执政的印度南方邦，海外侨民规模最大，仅在撤侨行动的第一天，就有800多位印度公民抵达喀拉拉邦，第一阶段累计抵达喀拉拉邦的人数有将近3000多人，此外还有三艘军舰将1000多名印度公民从阿联酋和马尔代夫接到喀拉拉邦，第二阶段先后有26架飞机降落在喀拉拉邦的三个机场。另外，印度公开报告的首例新冠病毒“零号病例”，就是1月底从武汉撤回的印度医学留学生。

两个“喀拉拉模式”

喀拉拉邦位于印度次大陆西南一隅，在1956年印度按照语言边界重组邦属时成立。从19世纪末的社会改革运动以来，喀拉拉邦就是一个政治和意识形态繁盛的地区。1957年3月，喀拉拉邦成为印度第一个选举生产共产党政府的邦。除意大利的小城圣马力诺之外，喀拉拉邦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西式民主选举把共产党政府送上台的千万人口以上的政治单位。喀拉拉一时被国际学者称为“印度的延安”。

1970年代中期以来，喀拉拉的发展经验的世界范围内引起发展研究者的关注，并逐渐获得了“Kerala Model”（喀拉拉模式）的称号：它最初意味着通过政策的仔细规划和实施，平等地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从而不需要革命——无论是红色、绿色的还是工业革命——就能有效地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如喀拉拉政府在其官方网站首页上自豪地宣告：喀拉拉是印度“第一个全民识字的邦，第一个进行土改的邦，人均预期寿命最高的邦，出生率最低的邦，婴儿死亡率最低的邦，唯一一个村村都有医院设施的邦，通信设施覆盖率最高的邦”。

1月30日，印度宣布全国首例确诊新冠肺炎病例，患者来自喀拉拉邦，是一名在武汉大学留学的学生，在回到喀拉拉邦之后病发。2月3日，她来自武汉的两名同伴也检测出阳性，被隔离在同一家医院。

然而三个月过去了，最早传出疫情的喀拉拉邦，截至5月7日第一阶段撤侨前夕，3500万人口中仅有524例病例，4起死亡病例。加拿大人口数与喀拉拉相近，确诊病例却是喀拉拉邦的100倍。喀拉拉邦在这次抗疫中的突出表现，再一次赢得了“喀拉拉模式”的国际赞誉。

就算是大规模撤侨展开之后，喀拉拉邦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区传播现象，从统计数据来看，从5月9日出现第一例输入性病例之后，到今天为止，喀拉拉邦的感染病例一共增长159例。

喀拉拉邦是如何拉平曲线的？

3月12日，印度报告了第一例新冠肺炎病毒死亡病例，那个时候，印度总理莫迪还因为经济问题不愿意对全国做出警告，但是喀拉拉邦的工会已经自发组织大规模的社区活动，并进行了封锁。

喀拉拉邦多年来，一直大力投资建设医疗网络，政府不仅有意识地发展卫生保健和教育系统，而且也允许私人参与进来，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可以进行人员流动和分工协作。

在推特上的“喀拉拉模式”话题下，许多印度人在表达对喀拉拉医疗系统的感谢之外，也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其中一位用户说道，“我的朋友在回到喀拉拉邦两天后，就接到了需要接受隔离的要求，但问题是只有他的家人知道他的行踪，那别人是怎么知道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动员及社群组织。由于广泛的社区参与和支持，喀拉拉邦能够在第一时间内成功地追踪并隔离感染者。

47岁的拉塔·拉朱是一名社会健康活动家（Accredited Social Health Activist，简称ASHA），负责Thattazham区的近500户家庭。ASHA是印度政府卫生和家庭福利部(MoHFW)设立的社区卫生工作者，从属于印共（马）领导的印度工会中心（Centre of Indian Trade Unions，缩写为CITU）。喀拉拉邦的卫生部门基本上是依靠这些社会健康活动家，以及周围社区之间的人际关系，来建立监测网，密切跟踪那些可能感染冠状病毒的人。

平日里，拉塔在这个社区里忙碌的穿梭，挨家挨户走访，并在她的小日记本上潦草地写着注意事项和数字，记录着孕妇、新生儿以及老人的身体状况。她肩上挂着一个小包，在这个被她称为“必备的药箱”里，从扑热息痛到口服液，应有尽有。

“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什么东西派上用场。”她说。

疫情来临之前，她的工作是为准妈妈们上营养课，以及为新婚夫妇讲授生育知识。

疫情发生后的这三个月里，拉塔像侦探一样，穿梭在自己的管辖区域内，搜寻感染者，并对他们的隔离区保持严密的警戒。如果有人咳嗽、打喷嚏，她的电话就会第一时间响起。如果有人从别的区进了自己负责的区域，她也会在第一时间知道。

“今年是我做ASHA的第10个年头，当你在社区里待的时间长了，人们就会自动地与你亲近。很多时候，我甚至会比他们的家人更先知道家中有怀孕的喜讯。”拉塔开玩笑地说。“只有ASHA才能掌握社区的完整健康状况，我们了解每一个细节，掌握数据，整个公共卫生系统都要靠我们。”

但是获取信息并没有那么容易。被询问旅行史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不情愿。面对这种人，ASHA会报告给卫生部门的上级，如果还是没有得到解决，他们就会报警。

一位名叫莎吉达的ASHA工作人员，讲述了她是如何处理这种情况的。

“我所在的区离最近的城镇相当远，在莫迪总理宣布第一阶段封锁的时候，每天都有一群大概20几岁的年轻人，坐在路边的长椅上玩手机。我再三叮嘱他们要待在家里，让他们在家里待在家里，但他们不听我的话，”她说。

“于是，我就报告到基层卫生监督员和警察那里。这些年轻人每次看到警察的吉普车，就会一哄而散。有一天，我开玩笑地问他们，为什么每次看到警察就跑？本来是想开个玩笑，但他们却怀恨在心。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他们趁着我们睡觉的时候，把我女儿脚踏车的镜子打碎了，车胎也扎破了。”

除了社区活动之外，喀拉拉邦警方也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追踪违反21天隔离的人，并利用无人机来督促公民隔离在家。

Geofencing（地理围栏）是一款由喀拉拉邦警察局研发的APP，警方利用全球定位系统（GPS）、RFID标签、Wi-Fi和人的手机来追踪居家隔离人的位置。移动服务提供商会提供一个人的GPS和移动位置，当这个人走到隔离“围栏”之外时，警方会立即发出警报。

喀拉拉邦警方还利用无人机追踪民众的行踪。在喀拉拉邦的上空，一直都有无人机在飞行，密切关注着下面的社会活动。这些小型无人机配备了警笛和闪光灯，即使在日落之后，下面的人也会看到，警方会通过这些无人机的扬声器进行公告。

喀拉拉邦的公民社会发展

从上文可以看出，喀拉拉邦的抗疫，很大程度上依赖了全邦的工会组织。在被种姓、宗教所分隔的印度社会，人们能够超越社群边界围绕阶级认同组织起来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喀邦的这种集体社群活动，其实是随着历史发展一点点沉淀下来的。

吴晓黎在她的《社群、组织与大众民众》一书中写道，在喀拉拉历史上，宗教少数社群和种姓是早期集体组织和集体行动的最主要单位。从19世纪后期，由于新的经济和教育的发展，公民社会在喀拉拉不断发展壮大。一个数量虽少但仍有意义的工人阶级产生，左派和激进团体以及这两部分人后来组成的共产党带来了意识形态的领导，持续的工会运动及其后续效应使喀拉拉社会沿着生产分工的线高度组织起来。在社群与阶级、职业群体的组织化之外，人们也为了文化、教育和各种各样的个人兴趣与关怀而结社。

1930年代，卷入世界市场的喀拉拉，因为世界经济危机，社群内部出现了阶级的两极分化，阶级运动渐次兴起，主要以工会运动的形式出现。1930-40年代，椰棕工厂、腰果加工工厂、纺织厂、港口和种植园工人的工会运动成为阶级运动的代表，其领导者是民族主义运动中的激进团体、国大党中的左派，以及1939年这两部分人合并成立的共产党。

除了工会之外，还有学生组织、青年运动和妇女协会存在，大多是受左派的影响，当左派成立了共产党并把这些组织转化到左派意识形态取向上来，或创立新的组织，非共产主义的左派政党和非左派，特别是国大党，也开始建立自己的工人、农民和学生组织，以与共产党竞争。

独立之后，工会运动继续发展，并扩展到农业劳工和非正式部门，以及教师、政府公共部门雇员、银行职员等白领职业领域。

今天，喀拉拉公民社会被三类主要组织所结构：基于社群诉求的社群组织，基于阶级和职业利益的阶级与大众组织，基于个人兴趣和关怀的社会文化组织。它们分别联系着喀拉拉的民主与现代性的不同层面：社群组织代表了印度的民主与现代性中文化的特定性；阶级与大众组织是喀拉拉左翼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如今，参加“阶级与大众组织”的人数，据称已经占到了喀邦成年人口的三分之一；社会文化组织是喀拉拉现代化的标志性成就，由喀拉拉民众动员的历史、组织性文化的发达、教育的普及、小的城乡差别、经济、文化资源的分散等因素共同促成，社会意识和社会关怀是最突出的取向。

强有力的工会运动，使得喀拉拉能够实行比印度其他邦更深刻、有效的土改，通过公立和政府资助的学校扩展普遍的教育，为几乎所有组织化和非组织化部门的劳工提供最低工资保障、建立福利基金，大大提高了劳工的地位，也正是“喀拉拉模式”的“秘诀”所在。

虽然喀邦公民的社会意识和群体权利意识强盛，但公民作为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在面对国家暴力机器时却缺乏保护。国家机构尤其是作为暴力机器的警察机构，处在民主可以制约的范围之外。在印度，警察的暴力是一个普遍现象，喀拉拉也没有太例外。

警察如果没有政党的支持是无法维持地方秩序的，在喀拉拉邦警察被称之为“野兽”，许多治安案件与政治活动有关，未事先申请和得到批准的街头抗议活动，会被指为非法聚集而遭到逮捕。1970年代的紧急时期，有多起警察折磨被拘的学生、青年至死的事件发生。

疫情期间，喀邦警察也起了很大作用。除了上文我们提到的警察帮助ASHA处理违反禁令外出的人、用无人机进行监测之外，根据喀邦当地报纸Manorama的报道，3月12日有两个家庭从迪拜返回喀拉拉，但是这两家人没有遵循隔离指令，外出进行了购物，当地人向卫生部门进行了反映，卫生部门通知了警方，警方登门进行了严厉的“指导”。此外，根据《新印度快报》5月12日的报道，有5位全印工会大会的工人，因抗议将工作时间由8小时增加到12小时，而被警方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