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之民命竭于输挽，大府之金钱靡于河道，皆都燕之为害也。”——《明夷待访录》

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在明清时期，因为王朝都城迁移至北方，又承担起了将富庶江南之地的物资，源源不断输送至新都的功能。然而，运河的表现却并不令人满意，甚至于漕运的巨大花费成为了时人恨之入骨的弊政。

说到底，朱棣建设北京的大手笔，不过是表面风光。实则迁都仅仅数年之后，大明王朝就因为难以负担漕运的成本而动了还都南京的心思。北京离边境近在咫尺，草原上的蒙古人又虎视眈眈，定都在燕地就必须要赡养数十万人的卫军以保平安。但自元朝以来，东亚海域上倭寇肆虐，加上风暴无常，近海运输过于危险。大运河几乎成为了唯一的选择。

只是，大运河并没有超越时代的能力。水运比起陆路来确实便利许多，但也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罢了。南北二京中间这近千里水路上，粮船耗费的钱财，还是到了惊人骇目的地步。

清朝人黄梦维在《停漕论》中的概括实属精辟：“非四十金不能运米一石入京仓。”折算下来，京师粮仓中的每一石米，运输费竟能达到四十两白银。然而在江南，寻常年景下，米价一石也不过白银1两上下罢了。

如果类比到今天，这就相当于用了折价券之后，发现邮费居然是商品原价的几十倍。也难怪大明朝的臣子们，一等朱棣咽气便迫不及待的筹划起将都城迁回江南。毕竟谁也不愿意付这笔糊涂账啊。可惜的是，因为南京频发地震，加之即位的明仁宗暴死等一系列大事，还都被无限期搁置了。利用京杭运河运输物资在冥冥之中形成的“政治惯性”下竟然被定都于北京的后世各位皇帝所接受。

久而久之，包括漕运衙门在内的一群以运河为生的利益集团悄悄崛起，运河两岸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文化景观”。过去稍有不慎便会使老百姓“身家糜碎”的漕运已并非今人关注的重心。或许自身视觉上的愉悦，总要比前代人的血泪更令人愿意接受。就像如今提起大运河，乾隆天子下江南的艳闻轶事才是坊间传说的主题。而在今日的淮扬，依旧保留着不少当时的遗迹。例如天宁寺西侧行宫，就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时，为了欢迎皇帝南巡而建造，其中御码头、花园、前后寝殿及朝房一应俱全。乾隆数次南下，都驻跸于此。只是清末太平天国运动中，此地毁于兵火，虽经重建，却终究不复当年六十年盛世天子时的风采了。

运河两岸真正长盛不衰的，还是文士汇集的名胜，以及富商巨贾们的居所。帝王可能不会随时光顾，但只要运河还在，以它为生的人就不会消亡。正如乾隆时代，为下江南贡献无数资金的两淮盐商。运河和朝廷为他们的盐运事业提供了坚实的后盾，那自然要投桃报李。

扬州个园的主人黄至筠就是清朝乾嘉时代的盐商领袖。有如此宏大的财力，方能享受以“四季假山”称奇的绝佳园林。据说，黄至筠家中所食用的鸡蛋每枚要价一两，盖因其仆役日常以参茸喂养母鸡。个园，取名自“月映竹成千个字”，黄至筠的人生，用月满无缺来形容，亦是恰如其分。

当然，奢靡的个园不过是大运河江淮段同类建筑中的沧海一粟。明清时期，因为全国性贸易网络的形成，城乡间的贸易壁垒被打通，大量沿交通要道分布的商业市镇涌现。市场的繁荣，使得江南一带，百姓口食膏粱，身着锦绣，“积未锱铢，先营珠翠”。日益奢侈的社会风气，使得淮扬及苏杭段的运河边留下了最为精美，也是数量最为庞大的人文景观。扬州城外，瘦西湖的二十四景，被清朝人戏称为“销金锅”。世俗的狂欢，令以亿万计的巨款被投入到山水园林的营建之中。盐商们家中的曲水小楼，让乾隆皇帝这种见惯了金玉满堂的太平天子都不由得啧啧称奇。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富贵风流中，大清帝国渐渐为新时代所抛弃。当欧美列强的炮声轰轰传来，依靠盘根错节的旧势力维系的漕运崩塌了。自隋唐以来，闪耀了千年光辉的运河与两岸挥金如土的盐商团体，一起坠入了悬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