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佛教历史上，晋代的法显、唐代的玄奘和义净可谓是西行求法僧人中最著名，成就和影响最大的三位僧人。 佛教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最初的佛经翻译是通过中亚或者印度的僧人和中国僧人协作完成的，翻译的佛经往往篇章不全，或者因为从梵语翻译到汉语的过程中，误解了原本佛经的意思， 所以僧人们逐渐萌生到印度求取完整经典的念头。三国曹魏时期的朱士行是第一位西行求法的僧人，此后又有西晋的竺法护、东晋初期的康法朗、中期的竺佛念等人，这些都是法显以前的先驱，而法显也是西行求法浪潮中的一员。 在法显之前确实到过天竺（印度）的僧人寥寥无几，而能够周游西土，留学天竺，最后又携带经卷归来的， 恐要数法显为第一人。 法显带回的佛经是当时流行于天竺的律藏、论藏和经藏，对中国佛教的戒律流传和佛教义理有深远影响，其中影响更大的是，法显和佛陀跋陀罗翻译的《大般涅槃经》， 推动“众生皆有佛性” 这一观点在南北朝的传播。

图 1.法显游历天竺路线

法显远赴天竺，求取真经，推动涅槃佛性学说的流行， 而他游历天竺的经过，由其亲笔写成《法显传》。 法显以近六十高龄，为实践内心信念，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越过新疆境内的荒漠，穿越葱岭，由印度河流域进入恒河流域， 最终到达印度，并在摩揭陀国留学三年，后又渡海至师子国（斯里兰卡）停留二年，然后从海路东归，到山东半岛，最后转陆路南下建康（南京）。《法显传》不仅是法显的亲身经历，字里行间中也透露出他内心深厚的感情，比如不忍同伴之死而悲号，又如在师子国看见故国的白绢扇而引发思乡之情，法显的真情实感流露于纸面，千载之后，感人犹新。

自传入中国以来到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了大约六七百年的时间，大量的佛教经典被译成汉文，有些甚至不止一个译本，翻译组织也形成了一个比较固定的模式。佛教教义也有了很大发展，逐渐形成许多中国僧人创立的宗派，佛教也在向中国化转型。而印度方面，佛教自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后，又分化出许多部派，其中某些部派进而演化为大乘佛教，其后大乘佛教又出现了空宗和有宗。玄奘西行求法的时期， 佛教在中印两国的情况大体如此。

图 2.玄奘西行路线

玄奘出生于儒学世家，出家后遍访名师，研习毗昙、涅槃、成论之学，也接受了新兴的唯识学，这与他西行求法和今后的佛学研究都有联系。 玄奘回国后，奉唐太宗之命，详细记述西域和印度的风土人情以及求法经历，最终由玄奘的弟子辩机写成《大唐西域记》。 玄奘从长安出发，经西域进入现在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最终到达印度。 玄奘在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跟随戒贤大师学习，系统地接受了瑜伽行派的唯识学思想。在印度留学数年后，玄奘依旧由陆路返回中国。唐太宗非常欣赏玄奘的才学，希望玄奘能还俗辅佐朝政，但玄奘婉言谢绝，把翻译佛经和弘扬教义作为人生目标。玄奘在佛教哲学方面，基本上继承了印度大乘有宗的思想，他比较忠实地把有宗的学说介绍到中国，形成了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法相唯识宗。

义净出生于唐朝初年，在唐高宗咸亨二年（671）从海路出发前往印度， 24 年后才回到洛阳。义净一生翻译了很多佛教经典，因此和比他早期的鸠摩罗什、真谛，与他同时代的玄奘，并称为佛教历史上的四大译经师。除了翻译的佛经外，义净还著有西行求法见闻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和记载求法高僧情况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义净从广州出发，到达室利佛逝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停留六个月学习梵语，为印度求法作准备。 随后，义净前往印度，游历各处佛教遗址后，义净回到那烂陀寺学习大乘佛教的经典。义净在那烂陀寺留学期间，仔细地观察寺院建筑、僧人的日常生活，以及寺院规则，并画有寺院地图附在《求法高僧传》里，可惜这张图已经佚失。 义净在那烂陀寺学习十年后， 依旧经由海路回国。义净途径室利佛逝国时又停留了几年，期间回过一次广州，并邀请贞固、怀业、道宏、法朗四位僧人一同前往室利佛逝。 693 年，义净才最终回到广州，而一同返回的只有贞固和道宏。

图 3.义净求法路线

在古代交通不便利和医疗不发达的情况下，西行求法是极其艰难的，考验的不仅是僧人们的决心与意志力， 有时甚至需要面对生死。最终能够取回真经、弘扬教义又名垂青史的僧人往往只是少数，然而正是西行求法僧人这个群体的存在，打开了古代中国与域外文明的交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