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经济危机和医疗资源短缺在遭遇大规模流行病时就像打上了一个死结。
“就算我被病毒感染，我也不会对此感到担忧，我不会感到有任何不适，最严重的情况，它也不过和轻状流感（a little flu）或者受凉的感觉差不多。”
在三月的一次公开讲话中，巴西最高领导人博尔索纳罗对着话筒轻描淡写地陈述了他对新冠病毒的看法，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他身后的巴西已经因为这场“小流感”成为拉丁美洲上最严重的疫区，至今有接近六万人感染，4000 多条生命逝去。
博尔索纳罗参加反封锁游行
当我们把目光放远，在这片共有 1.13 亿人居住在贫民窟的拉美土地上，病毒给拉美人出了一道近乎无解的难题：是以宽松的抗疫政策来换取民众正常的生产生活，还是以严格的抗疫手段限制病毒的传播？前者的代价是疫情的大规模爆发，后者，则会让无数民众失去工作，甚至无法维持生计。
无论选择哪一边，最终的代价都是生命。
死于病毒，或死于饥饿
28 岁的 Mayumi Matto 居住在秘鲁首都利马边缘的郊区，在当地政府为控制疫情而制定了出行限制之后，她每周只能外出两次为家里 15 口人购买生活必需品。当地早上 7 点的集市之外，所有来到集市的人被要求戴上口罩，并按规定的人员间隔排好队伍，队列的一头站着看守，确保人们执行“进一出”（即当有一人离开集市时，另一人才能进入）的规定。然而当她进入集市后，这里依旧像平日里一般人头攒动，Mayumi Matto 对规定的要求和成效表达了她的怀疑，她对《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说道：“你看，在这种地方要求保持距离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如今很难说政府采取的抗疫手段对居住在贫民窟的人们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很多时候，政策的制定是一回事，真正落到执行层面这些规定又成了另一回事。
秘鲁的集市依旧热闹
现年 45 岁的巴西人 Marcos de Oliveira 是一名金属工人，尽管身处疫情重灾区，但“减少外出”的号召对身在贫民窟的他而言不过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如今他每天依旧需要在黎明前出门工作，来保障一家人的生活。“我们都清楚这不是普通的感冒，这是一种没人了解的新型病毒，我眼看着病毒把巴西变得越来越糟糕，但不幸的是，人们必须工作，我们得活着。”
在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边境的露天集市上，摊贩们继续做着平日里的小生意，一位卖口罩和咖啡小贩告诉记者：“我宁愿死于病毒，也不想饿死。”
与“倡导型”政策不同，玻利维亚政府在疫情爆发后采取了严格的封锁政策，并出动军队确保这些政策得以执行。当地的集市很快被解散，街面上几乎已没有行人。
玻利维亚的街道，卫生人员正在消毒
饥饿紧跟着封锁而来。44 岁的 María Ticona 居住在玻利维亚的郊区，她是五个孩子的母亲。在疫情发生前，她每天能在集市上用面包换来 4 美元的收入，这些钱能让为她的孩子多添一份口粮，如今这条路子已经断了。她向《卫报》的记者抱怨：“我没有钱，也没有饭吃，我的孩子们在疫检隔离后就没吃饱过（haven’t eaten properly）。”
在经济基础孱弱的哥伦比亚，疫情的次生灾害开始进一步引发社会动荡。在该国的首都波哥大，封锁令让大量普通民众失去了工作，忍饥挨饿的人们不得不走上街头发起抗议游行。一位名为 Jonier Quiceno Ceballos 的年轻人在社交网络上记录了这次抗议：“人们先是在家里敲打自己的锅碗瓢盆，随后他们开始涌上街头···一群人突然点燃了轮胎、木柴和纸板，火光很快吸引更多人走出家门，最后，大概有 200 到 300 人来到室外，人群中还有抱着婴儿的女人、少年和老人，几乎没人戴着口罩。”
警察在熄灭抗议者点燃的火焰
无名的死者
Vox 新闻的报道呈现了南美各国存在着广泛的结构性问题，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对整个南美地区的影响尚未消散，大多数国家都身处债务之中，加之大部分南美国家的经济过度依赖诸如石油和贵金属的原材料出口，在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缺乏对外贸易将对当地经济造成进一步挫伤。南美各国政府面临着同样残酷的抉择：采取宽松的抗疫手段——这意味着疫情将持续在各地大规模爆发——以便抽出力气应对经济危机，还是为解决疫情而将自己的国家置于更长久的债务中。
与贫困和经济危机并行的还有医疗资源的短缺。
一位身处南美的加州大学公共卫生专家告诉 Vox，在疫情开始之前，南美地区的病床数、医疗卫生专家和呼吸机这样的医疗器材供给就已经处于短缺的状态，在新冠肺炎来袭之后，他时刻担忧着卫生系统的崩溃的危险。
巴西圣保罗，当地政府紧急搭建的临时医院
死神无情地收割着人们的生命。Bruna Marques 和她的母亲居住巴西的圣保罗，她的母亲原本就患有哮喘和糖尿病。新冠疫情在当地爆发后，她的母亲也不幸被感染。
病情很快恶化，病毒一步步侵蚀着她的呼吸系统，体温升高到 40 度后，呼吸困难和全身乏力已经让她无法站立。Bruna Marques 带着她的母亲四处求医，但还是先后被两家医院拒收，也拒绝对奄奄一息的病人进行新冠检测。来到第三家医院时，Bruna Marques 花了半个小时才说服医院收下她的母亲，尽管医院最终同意收治，但几天后，她的母亲还是去世了。
医院告知 Bruna Marques，她的母亲死于急性呼吸衰竭，Marques 向院方询问母亲的死与新冠疫情的联系，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此后她一直打电话到医院追问，但始终没人告诉她在她的母亲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有时候对方甚至没等我把母亲的名字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Bruna Marques 的母亲死后被匆忙地埋葬在临时挖好的公墓里，她周围站着许多和她一样茫然的家庭，他们就像被困在了同一场噩梦里。
挖掘机正在开挖“万人冢”
除了圣保罗，当地政府在亚马逊的郊外也同样翻挖了一处埋葬新冠死者的公墓。在红褐色的土地上，这些由挖掘机掘出一道道简陋的沟渠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成为数以万记的死者最终的归宿。一位不愿具名的掘墓工人告诉《华盛顿邮报》：“新闻宣传目前国内有 20 处公墓，但就我自己知道的就有 27 处。”他的话暗示着巴西疫情比表面上看起来还要严重许多。
我觉得我应该行动起来
在宏观力量无法知悉也无法触及的角落，民众的自发行动就会出现来填补它缺席的空白。在死亡和饥饿的阴影下，人们开始自救。
Buba Aguiar 是里约的一名维权人士，自疫情爆发后，她就在为住处周围的一个贫民窟提供帮助。Aguiar 通过网络发起募捐，用这笔钱为贫民窟那些无法负担生活的民众提供食物和口罩、肥皂等基本防护用品。
Aguiar 联系了少数的志愿者，他们每天穿行于贫民窟的大街小巷，收集居民的信息、失业人口数量和每家每户需要提供多少物资，然后回家将募集到的物资打包，再回去挨家挨户地分发到人们手里。
Buba Aguiar 正在收集人员信息
“贫民窟的居住环境极易使病毒快速传播，在一些地区还存在供水问题。政府什么都没有做，所以我得做点什么。有些事却不会发生在那些挣大钱的人，或者至少能养活自己的人身上，在贫民窟，我可以保证这里的人们基本上都没有足够的积蓄能应对这样的紧急情况。”
这样的互助行动在巴西各地的贫民窟均有发生，据《卫报》报道，除了里约之外在圣保罗、贝伦、圣路易斯等地的贫民社区都出现了各种民间团体，他们在社区成立临时组织，将食物和卫生用品打成包裹分发给当地贫民。在圣保罗最大的贫民窟，人们还搭建起临时的公共厨房和医院，为当地的病人和失业者提供帮助。
有人选择抵抗，也有人选择逃离。在秘鲁的首都利马，政府出台了严格的出行禁令，并决定向发放 260 亿美元作为疫情救助，然而大部分工薪阶层和失业人群却不在这项救助的覆盖范围内。由于缺乏妥善的安置措施，由上百个家庭组成的行进队伍决定走上高速路，徒步离开他们所在的城市，回到安第斯山中的村屋。
利马居民逃离城市
在整片拉美土地上，新冠疫情刮起的风暴或许才刚刚开始，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等次生灾害的威力会很快显现。根据联合国在 4 月 21 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新冠疫情爆发将为拉美经济带来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萎缩，1930 年在拉美土地上发生过的大萧条或将重演。这份报告预测疫情会最终使拉美地区整体经济收缩 5%，失业率预计将达到 11.5％，这意味着 3800 万人失去他们的工作，并导致今年的贫困率上升 4.5%，3000 万人将陷于“贫困人口”行列，1600 万人将陷入“赤贫”状态。
随着南半球逐渐步入冬季，拉美大部分地区将迎来雨季和流感周期，拉美人在提防疫情对同时还将面临山体滑坡和洪水等自然灾害，以及登革热、黄热病等急性流行病的挑战，这些不确定因素将使拉美地区在抵抗新冠病毒的道路上愈发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