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厚达700页的学术著作《21世纪资本论》在出版后成为全球畅销书，被翻译成40种语言，销量超过250万册。

皮凯蒂在书中分析了自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的财富分配数据，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加剧财富不平等，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建议通过民主制度制约资本主义，并给出征收15%的资本税等具体方案。

他的许多论断不仅让今天的人争论不休，比如经济体内财富存量增长快于收入增长、西方国家内的不平等程度正逼近欧洲“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的水平，也产生现实影响，比如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的财富税方案就受到《21世纪资本论》启发，而且具体方案设计者是法国经济学家祖克曼（Gabriel Zucman），他是皮凯蒂指导的博士与合作者。

今年3月，皮凯蒂出版了新书《资本与意识形态》（Capital and Ideology）的英文版。相比前作，这本书更厚了，达1100页，但由于其影响力，很快成为畅销书。他称，新书很大程度上是在续写《21世纪资本论》，而且比前一本写得要好。但是，从英美主流媒体的书评来看，《资本与意识形态》受到的批评不在少数。

意识形态维护社会不平等

据《经济学人》，皮凯蒂在《21 世纪资本论》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目标一致：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经济逻辑。相比之下，《资本与意识形态》更接近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社会学著作，尤其是试图阐释资本家控制工人阶级所用的社会和政治手段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但是，皮凯蒂分析的范围要比马克思广，认为每一个人类社会都必须为其不平等现象辩护。他不仅审视了资本主义社会，还探讨了殖民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觉得几乎在所有社会里，收入和财富分配都高度不平等。所以，为了维持自身主导地位，精英阶层运用“意识形态”手段维护这种不平等。当然，这些手段既不合法也不公正，只是貌似合理。

“马克龙的‘第一梯队’，特朗普的‘工作创造者’，巨额财富所带来的荣耀，这一切的根源都来自于一种过去就被承认的宗教言论。不平等是一种政治建构，而并非经济或技术的‘自然’产物。每个社会都必须要讲述一个合情合理的故事来为不平等现象辩护，要证明为什么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需要解释社会组织结构、财富关系、国界、税收制度、教育制度等的合理性。”皮凯蒂对法国《新观察家》杂志说。

他在书中花了大量篇幅讲述这一内容，比如在中世纪，教会统治机构宣称，少量神职人员和贵族加上大量劳动者是社会的天然秩序，底层阶层注定要恭顺地接受自己的命运；印度的《摩奴法典》(Manusmriti) 是一部公元前二世纪汇编的法典，提出一种社会结构和规则，意在恢复印度教社会和政治体系秩序；在 18 世纪，西方精英阶层宣称奴隶制度正当，因为被奴役者需要道德教化，类似论调后来被用来支持殖民主义。

在所有案例中，皮凯蒂最熟悉的是法国。他认为，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等级制社会建立在一整套明确的宗教原则基础上。其后继者“所有者社会”并不具备同样的根基，于是财产就在此时被推上神坛，成为神圣化的对象。究其根源在于人们对空虚的恐惧：如果有人开始质疑物主的所有权，人们担心会一发不可收拾。

对此，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曾任印度央行行长的拉古拉迈·拉詹（Raghuram G. Rajan）在《金融时报》的书评中称，如果不平等主要源于意识形态，改革者所要做的就是改变盛行的意识形态，那么，为什么在表面上的民主社会里，选民们不做更多事情来遏制高涨的不平等呢？

“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从根本上说，劳动人民不明白自己真正的利益在哪儿。皮凯蒂并没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暗示了一个更浅显的答案：他们只是缺乏数据。”拉詹写道。

比如皮凯蒂称，1901年法国颁布累进遗产税后统计数据的公布，有助于破坏“平等主义法国”的观念，表明法国与累进制反对者所描述的“小农国家”毫无相似之处。于是，皮凯蒂重点记录了经济不平等的真实状态，接下来，知情选民将推动变革。

“我始终坚信，对空虚的恐惧可以而且必须被克服。以民主的方式去审慎思考所有权是一件很复杂的事，但是确实可行。我们可以以历史教训为依据，回忆20世纪在减少不平等上的成就。里根主义的局限性如今已经显现出来：增长减缓，不平等倍增。是时候走出这个财产神圣化时代，超越资本主义了。”皮凯蒂说。

皮凯蒂超越资本主义的“药方”

如何推动变革，超越资本主义呢？皮凯蒂给出了自己的“药方”。

比如他建议像德国那样，以企业“劳资共管”为基础，将私有财产转变为“社会”财产，但是，他并不觉得要终结私有制，而是提倡所谓的“参与型社会主义”，这“与苏联高度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完全相反”。

“德国的大企业员工将一半表决权赋予董事会；在瑞典这一比例是三分之一，但对小型企业也同样适用。采用这样的系统使得两国在稳定高管薪资、激励员工工作热情上，比其他国家节省了不少开支。我主张更进一步，为大股东表决权的占比设置上限（如不超过10%），允许较小股东入局并与普通员工结成联盟。”

还有从累进财产税入手，设立一种“临时性”财产机制。他称，法国可以以一种按年度征收的累进式财产税来取代土地税和不动产税，征收对象还应该涵盖金融资产。目前，法国人的人均财富为每人近20万欧元，如果财富低于平均水平，需要每年支付0.1%的财产税。税率逐段提高，从200万欧元起达到5%，高于2亿欧元增加到60% ，高于20亿欧元达到90%。

他还设想了一种“所有人的遗产”——所有人在25岁时将会得到一笔12万欧元的资产，约占法国人均财产总额的60%。人们可以用这些钱买房、创业或者参股自己所在的企业等。另外，在他看来，发达国家还应该增加教育领域的投入，解决教育的资金不足和地区不平等问题。

这些想法带有《经济学人》所称的“千禧社会主义”(millennial socialism) 运动的许多标志性特征。这股风潮在大西洋两岸都呈上升趋势，其核心思想是经济“民主化”，代表还包括杰里米·科尔宾、伯尼·桑德斯等。

但是，“这些措施无疑会减轻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程度，可能会降至历史最低点。但它们能造就更进步的社会吗？毕竟，社会主义自有其风险和扭曲。物质不平等减轻了，但其他方面的不平等可能加剧，比如公共服务，或者言论自由和政治权力，最终结果可能是相互抵消。由‘劳动者’经营的企业可能会被工会占领。更强大的政府可能会变得更加为自身利益服务。这样的社会真的能做到正义吗？其民众真的能拥有自由吗？最终，马克思对于这些并发症心怀忧虑。皮凯蒂却没有”。

《经济学人》继续质疑道：“还要考虑经济本身。无论左派还是右派，许多思想家都同意皮凯蒂认为不平等程度过高的观点，以及即使在成熟的民主国家，收入和财富也往往是通过不公平的手段积聚的。但不同于皮凯蒂，大多数思想家反对进行社会主义大改革的想法，部分是因为他们担心这会让所有人都过得更不好，包括最贫困的民众。一个人就算不是富豪财阀，也一样会担心超高的财产税将大大破坏激励机制，重挫投资和创业精神。皮凯蒂只用了几段话将这些担忧一笔带过。相比全书的篇幅，这一部分短得出奇，何况他还是位经济学家。”

资本主义的未来

除了《经济学人》，拉詹也对皮凯蒂的“药方”打了不少疑问。

比如在他看来，皮凯蒂加税的前提是今天的富人主要是些靠资本赚取利润的闲散富人。但是，根据最近的研究，美国最富人群收入的增加，很大一部分源于1980年代，也就是里根减税之后。今天美国的高收入者大多是靠自己的“打工富翁”（working rich），比如律师、医生和汽车经销商，他们的收入来自于技能，而不是物质或金融资本。所以，皮凯蒂的天价税可能会对勤奋、国内生产总值和税收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皮凯蒂驳斥了这样的论点，指出1950至1980年代，欧洲和美国即使在高额累进税的情况下，也取得强劲增长。但是，拉詹认为，正如泰勒·考恩（Tyler Cowen）和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所论证的那样，战后的高增长是特殊因素的结果，比如被炸毁的城市重建、大萧条期间贸易崩溃后的恢复，以及越来越多妇女参与劳动。

拉詹觉得，如果那个时代真的如此美好，为什么选民们后来拥护撒切尔和里根的自由主义政策？为什么密特朗在1981年当选法国总统仅仅几年后就放弃社会主义纲领？皮凯蒂将放弃进步的平等主义梦想部分归咎于苏联式共产主义的崩溃。但是，早在苏联崩溃之前，英美很多人就对高税收和大政府产生幻灭感。

“今天，不平等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但它是机会的不平等、能力的不平等、地位的不平等，而不仅仅是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增加支出和税收可能是必要的，这不是为了惩罚富人，而是为了帮助落后的人找到新机会。这需要新政策，而不是旧政策。阅读和学习这本书中展示的大量学术成果，但要怀疑地看它的解决办法。”拉詹写道。

《21世纪资本论》出版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曾在《纽约时报》撰文替皮凯蒂辩护，反驳那些只会说皮凯蒂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保守派，觉得他们在观念上已经乏善可陈，不愿直面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这个重要问题。

有意思的是，《资本与意识形态》出版后，《经济学人》也将皮凯蒂和马克思对比，称“这本书很可能会变得和《资本论》一样有名，但难免会让人觉得皮凯蒂从心底里认为一个社会的价值只是由基尼系数衡量的。纵有一身才学，这可是一种错误的意识形态。”

相比上次，克鲁格曼这次批评皮凯蒂的新书缺乏重点，而且质疑他横跨这么多领域是否可靠。因为新书结合了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几十个不同社会的经济数据，但从结果来看，皮凯蒂欠缺一些关键资料。另外，这么多案例是否有利于皮凯蒂的核心论点？克鲁格曼表示怀疑。

最后，皮凯蒂对政策往强硬右派转向的解释不符合大多数政治学家的共识。在他看来，往右转的大部分责任得归咎于中左翼政党，这些政党越来越多代表高学历精英，对帮助弱势群体失去兴趣，从而失去支持。但是，至少在美国，政治学家强调种族和社会问题对促使白人的工人阶级离开民主党的重要性，并怀疑重新关注平等问题是否能把这些选民拉回来。毕竟，奥巴马时期的《平价医疗法案》将医疗保险扩大到许多弱势选民，高收入者税率大幅上升。但是，白人工人阶级大量支持特朗普，并在2018年继续支持共和党。

“我真的很想喜欢《资本与意识形态》，但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部令人失望的作品。书中散落一些有趣的观点和分析，但这些观点和分析迷失在大量可疑的相关材料。到最后，我甚至不知道这本书的信息是什么。这不可能是件好事。”克鲁格曼写道。

当然，除了批评，也有不少赞扬皮凯蒂著作的声音。其中，《全球不平等》作者、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的看法值得重视。他认为，皮凯蒂的研究体现为一种“方法论的回归”，重返经济学原初和关键功能——阐明利益并解释个人和社会各阶级在他们日常（物质）生活中的行为。而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的主导范式是把所有人都当作利益最大化的抽象行为者，从经济学中清空几乎所有社会内容，呈现一种既抽象又错误的社会观。

“也许，缺乏社会内容的经济学，恰恰呼应着四十年来漠视社会的资本主义模式，这才是资本主义根本的病症”，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刘擎在《2019西方思想年度述评》写道。

面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刘擎称：“思想具有改变历史进程的力量，但左翼思想的历史实践记录并不令人乐观。……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不断面对平等主义的挑战，也在这种挑战的压力下演化更新。西方主流思想将激进平等主义视为乌托邦式的幻想，对其可能的灾难性后果始终抱有警觉。然而，注重机会平等的自由竞争，若完全无视相对的结果平等，也很可能造成另一种灾难。当今的资本主义再次面临平等主义的巨大压力，如何应对这场考验关乎其命运。”

头图为皮凯蒂，来自：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