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丝·埃姆霍夫结束出差回到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突然感觉身体不适。她原以为只是时差问题，没想到病情急转直下，两天之后就在医院的急诊室里去世。医生告诉她的丈夫，妻子死因不明。很快，类似的病例出现在世界各大都市......

这是美国电影《传染病》的开头，这部电影的首席医疗顾问叫伊恩·利普金，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感染与免疫中心主任，也是许多人有所耳闻的“病毒猎手”。

68岁的利普金一生中的许多时间都在跟病毒打交道。如果遇上传染病爆发期，他的一天基本会被实验和会议填满。他和团队一早就会去实验室，先跟卫生部官员召开电话会议，同步疫情信息，再跟化学工程师开会，讨论如何制造更小、更灵敏的测序仪。晚上，他们还要开会总结近期的研究成果和相关数据。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后，利普金一直密切关注疫情发展。1月30日，利普金在广州跟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会面，商讨抗击疫情的策略。随后，他在中山大学分享了以往在全球新发传染病疫情事件中积累的经验，介绍了病原微生物的发现和快速诊断等技术。

A面：“病毒猎手”

20年前，利普金就已经获得了“病毒猎手”的称号，他能够快速识别已知病毒，并发现新病毒。

美国白宫医疗顾问安东尼·福奇这样评他的同行：“如果科学家足够幸运，他们会在一生中识别出一种新病毒，利普金真的是鹤立鸡群。”

而然，就是这样一位出众的医学专家，大学前却想成为文化人类学家。

利普金出生于伊利诺斯州芝加哥。为了成为一名文化人类学家，他搬到了纽约，并于1974年在以文科著称的莎拉·劳伦斯学院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在莎拉·劳伦斯学院上学时，他逐渐改变了主意。

他想，如果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文化人类学领域，那就变成了“寄生虫”。自己会去某个地方，获取关于神话和仪式的信息，只是例行公事，却什么也输出不了。所以他决定成为一名医学人类学家，把传统医学带到现代。

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的出现促使利普金开启了病毒捕猎之旅。当时，他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神经科住院医生，接触过许多艾滋病患者。科学家花了很多年才找出艾滋病的致病病毒。利普金担心，这种滞后会让病毒夺走更多人的性命，于是他决定研究出更好的方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发现病毒。“当时我身边发生了许多事，他们让我意识到，我们必须找到新的、更好的方法。”2010年，利普金对《纽约时报》说。

病毒之所以很难被找到，一是因为它非常小，通常只有几百万分之一英寸。再者，如果它潜伏在身体的某个隐藏部位，即使是最强大的显微镜也无法发现。有时，科学家可以通过大量培养病毒来检测病毒，也可以通过寻找感染者体内的抗体来检测它们。但这些方法不仅慢还不完全可靠。于是，利普金决定尝试一种从未有人使用过的方法——去寻找病毒的基因。

利普金的第一个“猎物”是引起博尔纳病的奇怪病毒。这种病毒致病机制模糊而诡异，它会感染哺乳动物和鸟类。得病的马匹不是把脑袋撞得粉碎而自尽，就是不吃不喝直到饿死。甚至有科学家认为，博尔纳病毒会改变人类的行为，是导致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的罪魁祸首。19世纪前，还没人在患病动物身上发现过病原体。

利普金推断，他也许能在患者大脑中找到病原体的基因。他和同事们用老鼠做实验，先让老鼠染病，再从它们身上提取遗传物质。他们先是辨别出老鼠自身的DNA片段，将宿主基因减去后，只剩下少量的遗传物质存在于患病的老鼠体内。

为了弄清这些基因是否来自博尔纳病原体，利普金将它们移植到细菌中，让细菌用它们来制造蛋白质。如果这些蛋白质来自博尔纳病病原体，那么受感染的动物可能已经对它们产生抗体。1990年，利普金和同事们发现，当他们将博纳抗体与蛋白质混合时，两种物质会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他们成功捕猎到了博尔纳病毒。

随着利普金“病毒猎手”的名声越来越响，许多研究人员开始向他请教一些棘手病例。例如，1999年，利普金发现了导致脑炎的西尼罗河病毒。这项发现使他在2002年受邀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感染和免疫中心。在那里，他和团队继续升级他们的捕猎手法，更快、更准地发现病毒。

2003年，“非典”疫情在中国蔓延。一开始，人们认为“非典”病毒是流感的变种，直到后来才意识到它是一种球形的冠状病毒。为了寻找控制疫情的有效方法，中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邀请利普金在纽约的一家中餐厅用餐，并表示希望他能尽快飞往北京。利普金很快便答应了，还说服了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传染病专家托马斯·布里泽教授一同前往。离家前，家人朋友都十分担心，“觉得我们深入险境，此行生死未卜。"在利普金随身携带的行李箱里，装着防护靴、手套、面具和一万个非典试剂盒。当时，几乎没有外国人会去北京，飞机上只有三个人：利普金、布里泽和供职于《纽约时报》的伊丽莎白·罗森塔尔。她去接孩子。

飞机降落在北京，时任中国卫生部长陈竺在那里迎接。利普金这样描述当时的中国首都：街道上空无一人。天安门广场是空的。故宫也是空的......第二天一早，他们就与数百位中国医疗专家见面，共商对策。

谈到如何控制非典疫情，利普金说，关键不在于特效药或疫苗，而在于及时发现患者或高危人群，并将他们隔离。利普金认为，要想抑制“非典”的扩散，消灭传染源极为重要。他要求清除地面上的痰液，并规定所有医护人员严格遵守清洁流程。

疫情得到控制后，利普金帮助中国建立了一系列应对传染病的基础设施，包括构建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在北京的国家疾控中心和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所。2003年至今，他还曾在中国举办了20多场讲座。2015年，他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过去30年来，利普金一直在与时间赛跑，鉴定和对抗各种新型病毒。从1999年的西尼罗病毒、2003年的SARS、2012年-2016年的MERS，到如今的新冠病毒，都能见到他的身影。他已经在传染病领域中发现和鉴定了800 多个与人类、野生动物或家养动物疾病相关的病毒，并且在这些最先进的诊断技术方面培训了30多名国际科学家。

对于目前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利普金在2月24日接受杨澜采访时也进行了分析。

他表示，通过研究基因序列，可以发现新冠病毒与20多年前武汉病毒研究所发现的一种病毒最为相似，可能是一种蝙蝠病毒。现在，这种病毒已经适应了人类，当它能够导致人传人时，就已经是人类病毒，而不是蝙蝠病毒了。

而针对病毒的来源，他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是在武汉病毒研究所里制造的，很可能与海鲜市场的联系也不直接。“我们认为它产生于自然界。”同时，利普金也表示，该病毒可能具有季节性，下个冬天它也许会回来。

虽然在专业领域，利普金被誉为“最广为人知的病毒猎手”，但关于他生活中的样子，他的成长经历、家庭背景等，大家几乎一无所知。也许是他刻意隐藏，想让公众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他热衷的医学事业上，也许这就是他想要的人生——穿梭于世界各地的实验室，在安静的角落捕猎病毒，为一个个疑难杂症找到疗法......

B面：“电影人”

也许连利普金自己都不曾想到，有天他会参与制作电影。

2009年，美国导演史蒂文·索德伯格和编剧斯科特·伯恩斯计划拍一部“再现全球性疫情”的电影。他们找到利普金，希望能请他担任影片顾问。

这不是好莱坞团队第一次邀请利普金，但这是他第一次答应。

在哥大的办公室里，利普金告诉前来谈合作的伯恩斯，除非电影尊重科学并基于事实，否则他不会参与。他说，希望借助电影准确地为科学发声，制作一部既能娱乐又能教育人的影片；希望《传染病》能帮助大家理解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公共卫生挑战，那些由于国际贸易和旅行的增加、城市化、野生动物栖息地丧失、疫苗生产资金不足和分配不均等问题所引起的挑战。

与制作团队初步交流过后，利普金于2009年3月签约成为《传染病》的首席医疗顾问。在他的设想中，电影中的病毒类似尼帕病毒。这种病毒人畜共患，患病者可能出现脑炎或呼吸困难。

利普金在片场待了6周，参与剧本编写、场景和道具设计，一些警示性的细节被巧妙地融进台词中，比如：“普通人每天触摸自己的脸两到三次，醒着时每分钟触摸三到五次”。利普金甚至帮助设计了影片中病毒结构的展示，这种展示在好莱坞电影中十分罕见。

《传染病》中的一些剧情是利普金北京抗疫经历的写照。他与主演马特·达蒙分享了自己对2003年的生动记忆，让达蒙深入体会被厚厚的玻璃挡住，与爱人可望不可即的感觉。

利普金博士还帮助演员们还原科学研究过程。他邀请凯特·温斯莱特和詹妮弗·艾尔到哥大感染与免疫中心参观，了解科学家的工作日常——他们如何使用实验室设备、如何推进实验等等。当时，在剧中饰演科学家伊恩的埃利奥特·古尔德还向利普金请教，怎样才能演出科学家取得重大发现时的表现。

利普金告诉他，重点是观察显微镜的神态。通过看显微镜的眼神，让观众猜到你发现了了不起的东西。“我告诉埃利奥特，你要演好这一段，这很重要，因为你是在扮演我。”

为了追求真实性，《传染病》的制作团队来到利普金的实验室收声。他们在那里录下离心机的嗡嗡声、液氮的嘶嘶声，甚至连打开动物笼门时发出的吱嘎声都是从那里来的。

4月3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利普金指导《传染病》拍摄的报道。利普金回忆道，在他受到索德伯格团队邀请的同时，还有另一位导演想也找他合作。那位导演更知名，想拍些更宏大的制作。而利普金只答应了索德伯格，因为他“不想博眼球，只是单纯想真实展现流行病的危害”。

利普金表示，希望电影能为世界敲响警钟，提醒公众：今天的表演很容易成为明天的现实。他说：“科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我们已经经历了非典，还会再次迎来挑战。”

谈到电影最大的“失误”，利普金说，可能是会让人们误以为疫苗总能很快出现。“实际上，从识别一种新病毒，通过57种不同的配方配制疫苗，到进行人体试验，获得国家卫生局的生产许可，然后再到生产、运输，最后注射，需要花很长的时间，远不止电影里提到的4个月。”

尽管利普金认为这部电影并不完美，他仍然看了3遍，并称这是“职业生涯中最自豪的作品之一”。利普金说，他感到欣慰，因为电影还起到了招聘广告的作用。电影上映后，申请美国疾控中心流行病情报工作的人数有所增加。

利普金对待电影的态度，也同他对待科学的态度一样，严谨、务实、一丝不苟。他不仅是“病毒猎手”，也是人们了解科学的窗口，将高高在上的科学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真实地呈现给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