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文/全历史 哥特人的猫
历史对大多数人来说，是英雄的历史，古往今来数不尽的英雄人物，用他们极富故事性的一生吸引人们探索历史的海洋。但若是摘下崇拜这层“有色眼镜”，不难发现对于历史的总体发展来说，英雄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历史的根本推动力来源于时代和环境中的必然趋向。
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用长时段理论来解释这一问题，他将历史的变化分为三种尺度：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体时间，分别对应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
长时段的历史如地理环境是最稳定的；中时段的历史如社会变化，速度也相对较慢；短时段的历史是个体与事件，变化很快，也因此最受人关注。但如果将短时段的历史放到更大的尺度下考量，其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布罗代尔曾如此形容：“萤火虫苍白的光闪亮、消失，再闪亮，但都无法用任何真正的光明刺穿黑夜。事件也是如此：在它们光亮范围之外，黑暗统治一切。”
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个体与事件在历史进程中的有限性：
第一，和时代局势甚至是自然环境相比，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即便英雄人物具有远超同辈的才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自己所处的集体，甚至是改变社会的某些认知，也很难彻底扭转时代的传统与风气，更不可能克服一些自然存在的先天问题。
第二，从更宏大的视角来看，个体本就处于长时段之中，不可避免地被更大的尺度影响甚至塑造。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无时无刻不受到时代的影响，个体的思想与理论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性凭空产生，注定要受到其所处环境的制约，所以时代的问题总是会折射到个体身上。
第三，历史前进的推动力来源于过往经济、政治、文化要素的累加，个人与偶然性事件在其中只是起推波助澜的作用。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制度甚至是人的观念都会自然地产生更新，不管是个人还是某个集体，他们都只能加速或是减缓这一进程，而不能根本上颠覆其趋向。
以三国时期出现的九品官人制为例，这一制度往往被视为曹魏最终向世家大族妥协。三国时期魏蜀吴的创建者曹操、刘备和孙权都对大族并无好感，曹操、刘备、诸葛亮打击乱政名士，孙权晚年也直接逼死了丞相陆逊，但是最终三国归晋，政治权利还是旁落世家大族之手。这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司马家篡位，因为哪怕是“唯才是举”的曹操，其政权的股肱仍是士族。
在农业立国的封建时代，中央的统治难以直接触及地方，而集中的土地能够提高效率，最大化地主的利益，所以土地兼并的出现就成了历史的必然。地主在兼并中演变为豪族，势力甚至强到统治者只能利用收买，而无法对抗，光武帝刘秀仅仅是尝试重新清算户口，就引发了河北大族造反。东汉末年，农民向庄园主缴纳收成往往比直接向朝廷缴税还要好一些，由此大批自耕农选择依附地主，地方邬堡林立。因此，三国的领导者们根本无力动摇士族的根基，只能为了政权稳固与其合作。事实上，世家大族的影响贯穿了整个封建时代，从未随晋的灭亡而终结，之后的唐宋元明清也无一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从而削除地方豪贵。
西方的历史同样如是。我们常常将新航路开辟所引发的地中海经济圈衰落，归结于塞利姆一世的征服活动破坏了原有的地中海航线，所以欧洲国家被迫寻找新的出口。其实欧洲各国早有绕开地中海商路的打算。当时地中海是连接欧洲与印度东南亚地区贸易的必经之路，威尼斯等商业城市借机进行商业垄断，向西欧国家收取高昂的“中介费”，所以即便地中海商路未被阻绝，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也早有凭借新生的远洋航行技术探索新商路的打算。在奥斯曼帝国占领埃及前半个世纪，两牙就已经开始尝试绕过地中海直抵印度，这是欧洲国家为了追逐更高的经济利益必然采取的行动，不是一场兼并战争所能决定的。
长时段理论启示我们要认识个体的局限，看清时代特质顺势而为；不必过分在意自身能力的不足，因为对大势来说个体总是渺小的，我们只需要做好当下。正如前文所引用的布罗代尔的话，就连英雄人物和他们所创造的事件在历史的长河中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不需要因此就去否定人的力量：光芒仍然是光芒，他们的故事不会因为人的渺小而有任何褪色。
历史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