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病菌对传统中国人而言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他们不理解西医的理念，更着迷于求神问卜以及中医的针灸、汤药和所谓的辨证施治。针对西医的隔离等措施，产生了很多的谣言。部分被隔离住院的患者最终死亡，加剧了谣言的传播。

另一方面，强制隔离和焚烧疑似患者家中什物等举措，有时过于简单粗暴，也缺乏充分的补偿，激起民众的反抗。

骚乱在1910年11月10日已经开始出现，第二天有了集中的爆发。媒体在报道此事时，有时用的是“暴乱”这个词。它并没能引发严重的伤亡，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一些挑头者被抓捕，受到了审判。

但公共租界的执法机构工部局，明显感受到了民情的汹涌。他们也做了适当的让步，与上海华人领袖合作，以期能抚平公众情绪，而同时又不放弃贯彻防疫的种种现代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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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森茂柴炭店鼠疫患者的死亡，让很多人受到了牵连。首先被影响的是柴炭店的邻居，据称已有“相同之症发现”。工部局的洋人执法者，将柴炭店附近的豆腐店、天鑫斋首饰店等八幢民房，以及源昌第三里、第四里中的张公馆等六石库门的居民，全部勒令出屋。

将附近居民强制清空之后，这些人家屋内的器皿也被查封，各屋的门窗也被紧关，漏风之处都用纸糊严。捕房派捕快日夜轮班看守，以防宵小行窃。他们还雇工将屋外土地挖掘出一尺余深的隔离沟，围以凹凸铅板。

两天后，这些居民才被允许将自家屋内东西搬出，而门窗亦遂洞开。被腾空的居室内，地板被撬除尽净，用除疫药水反复洗刷，11月4日经工部局派西医查验后才告结束。

不仅袁森茂柴炭店中发现鼠疫患者。在北山西路1471号的燧利柴炭店、1472号的陈宏扬命馆以及1473号的居民家中，也发现有疑似患者卧病。

工部局卫生处的执法者获悉这个消息后，立将各病人送医院疗治，并将无病者赶出房外。和袁森茂柴炭店周边一样，这里也被撬除地板、用药水洗刷，并焚烧了部分物品。

为防鼠疫传染，工部局开始在附近按户强行进行检查，乃至于距离患者较远的人家也受到“日日升堂入室之检查”，这引起了民众的反感和恐惧，很多租户甚至因此搬离。

从当时《申报》的报道措辞看，最初明显站在支持工部局的立场。譬如1910年11月5日的报道，称工部局的行动代表了“慎重卫生、除疫务尽之至意”，而恐慌的民众则为“无知妇稚”。

《申报》称，“该居民饮食不洁，平日不知卫生为何事，以致因疫而病，或竟因疫而死，固属可恨亦属可怜。”还进一步指责周边房东虽与各房客有密切关系，平日却对卫生状况漫无觉察，更不知思患预防、设法荡除，是放弃责任。

除了日常生活不顾及卫生外，当时上海的百姓还对西医防疫手段有着根本的隔阂。在这种情势下，各种谣言开始纷至沓来。

按照《申报》11月16日刊发的《为检疫问题敬告沪上同胞》所言，所有谣言中最为荒诞不经者，是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西医以防疫为借口用人体器官制作药物；而最易淆惑同胞视听导致无限恐慌的谣言，则是工部局会将面黄带有病容及腹大之人捉走。

“试问腹大面黄者，果有被捉者乎？报纸日辟其无此，我同胞可以释然而解其疑惑矣。”虽辟谣不遗余力，但这篇文章也承认，检疫时工部局的西医带有一定强迫性，无论是强行入内室检查还是强行清理物主房屋，都令同胞感到繁扰不便。

另据《东方杂志》1910年7卷11期《上海检疫风潮始末记》，孩童有没能种痘者会被要求去医院布种，居民为此大为惶恐，认为查验疫情是大祸临头，会导致妻、子性命不保。

除此之外，还有华人中的无赖之徒与假冒工部局卫生处的无业洋人一道，以查验鼠疫为名，擅闯民宅，捉拿平民。

一面是如临大敌的防疫执法机构，一面是感到住房受到入侵却没能得到可信服解释的中国民众。很多疑惧的中国人逃离公共租界，口耳相传，谣言如滚雪球一般越变越大。按照《东方杂志》的说法，在上海的宁波籍人士甚至纷纷携家眷出逃，导致上海至宁波的客船上人满为患。

对抗情绪终于在11月11日这天集中爆发，袭击执法者的暴力事件在多个地点陆续展开。

对这些骚乱的起因，《申报》的说法是：“英美工部局卫生西员对于查验鼠疫一事甚为认真，奈无知愚民大起疑惧，且有好事者捏造谣言，耸人闻听。”

这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当时中国知识精英阶层对防疫的态度。

2

和知识精英的态度相反，底层民众盛行阴谋论。从西方流传过来针对鼠疫、天花等瘟疫的诸种防范手段，都被妖魔化。

11月10日下午，工部局的卫生员到嘉兴路、哈尔滨路等处调查小孩种牛痘情况，如未种痘，会要求他们前往医院施种。这是使人体获得天花免疫力的一种举措，但大家对种痘并不理解。

“愚鲁小民群起疑惑，一时麕聚数百人跃跃欲试。幸该西员即行他往，未受窘辱。”《申报》的报道称，后来还是捕房派人将群众驱散。

这只是一个预演。

11月11日晨，上海公共公廨（公共租界内负责审判的法庭机构）派陆士新、张岭梅与沪南工程局工作人员一起，协同总巡捕房包探到虹口，提讯铜匠陈仁生。这个铜匠涉嫌卷入一起拐卖孩童的案子，此前有朱云桂等人在工程局提起控告。

铜匠家位于西华德路，这些执法者到达该处时，被附近居民误认为是工部局的西医前来查验鼠疫，带着差探专为拘人。“一时以讹传讹，哄动多人，竟将该差伙及二百零五号西捕等殴伤。”

美捕房捕头得报后，派出探捕到达现场，将骚乱的民众解散，并拘押了带头滋事的八个人。被打伤的几个执法者被送往医院医治。

没过多久，工部局四名工作人员推着用于防疫消毒的药水车经过武昌路转角处。谁知数百民众听信谣言，认为车内装着被绑架的小孩，大家一哄而上，痛殴四名工作人员，其中一个叫唐阿狗的车夫身受重伤。药水车也被损坏。

谣言越传越盛，群情汹汹之下，包括工部局卫生处派人至闸北华人地界分送捕鼠器械，乃至防疫之外但凡工部局有任何举动，都被民间演绎为有惊天的暗地勾当。

该日上午九点半左右，静安寺捕房两名探员（一名洋人，一名华人）前往闸北华盛里，拘提涉嫌拐匿妇女的锦华丝厂车夫阿二。他们同样被民众误认是来检查鼠疫。数百人上来一顿痛殴。包括一名前来采访的报馆记者，也受累被打。

到了上午十时许，老闸捕房派两名包探（同为一名华人，一名洋人）到西藏路会乐里，调查一起盗窃案。按照《申报》的报道，他们也被该处居民误认为是查验鼠疫的执法者。

人们开始群起攻之，包探们见事态不妙，逃之夭夭了。老闸捕房的捕头得悉消息后，派了多名包探和捕快到场疏散愤怒的群众。

在上海贵州路德人里，两名正在查验鼠疫并复核小孩曾否种痘的医生，发现聚而围观的人数甚多，他们感觉不妙，就离开此处去了中泥城桥西侧，但围观者却尾随其后，人数越来越多。被吓坏了的西医恐生事故，走入老闸捕房报告。捕头为防意外，派出捕快荷枪守护。

到了下午三时许，公共租界工部局管理环境卫生的洋人，到北山西路泰安里等处调查垃圾事项。怀疑他是来查验鼠疫的附近居民再度群起反抗。附近的汇四捕房捕头闻报后，派了印度籍捕快十余名到场弹压。

虽然这几起事件没酿成大的伤亡，但执法者和商家都能感受到对抗情绪在民间四处蔓延、升温。内虹口、外虹口以及发生骚乱地点的周边店铺和菜场，均“惊惶异常、一律闭市”。

正在北洋务局处理公务的上海道台刘燕翼，因恐酿成极大的中外交涉风波，也急忙打电话将上海公共公廨的中国谳员（法官）叫来，令他们与英国驻华领事当面商议善后办法。

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工部局颁布了紧急命令，召集各处团练，荷枪排队在各马路巡逻。工部局各处水龙间亦均警备一切，以防不测。

为了防范进一步的动乱，公共公廨及总巡捕房决定，由各捕房捕头佩手枪带着肩荷洋枪的捕快，四出稽查。英美各捕房内，均有捕快荷枪守护，禁人出入。公共公廨内亦要求值班警役随时在岗保护。

3

在骚乱集中爆发之前一天，11月10日，公共公廨的中方法官宝谳员就致函英国副领事称，近日租界内因工部局卫生处调查鼠疫，导致民心惶惶、人言藉藉。

我们既有所闻，不得不直摅所见，函请贵副领事转达工部局：调查疫疾，原为保卫闾阎，法良意美，只是中西习惯不同，此前吴淞查验疫情时，华人已自为厉阶，现工部局又在上海租界查验鼠疫，诚恐小民愚鲁，不明工部局用意，转造出无数谣言。

华人心性浮动，易于煽惑，一轰百和、举市若狂，恐因此酿成巨衅，不可不预为防范。

宝谳员还说，鼠疫在福建、广东等天热地区常有，只在春夏之交爆发，秋冬则无。上海既非福建广东可比，且现在时交冬令，我们认为即便有鼠疫，也不会大流行。

工部局派人查验鼠疫，自是出于慎重民生起见，只是须先期将鼠疫如何凶险以及查验的具体办法一一明白晓示，才可使租界居民不致误会。听说本月十四号工部局会讨论此事，希望不操之过急，查验的方法必须简单易行，不可稍涉纷扰。我们愿见中外居民共享和平之福。

《申报》第二天刊发了这封信函，同日多起骚乱发生。租界工部局为此亦受震动。

“经华官及工部局出示晓谕，暂停查验，又声明凡勒索钱财及拘捉孩童之事，皆不法之人所为，不宜误会。始稍平静。”东方杂志《上海验疫风潮始末记》称。

按照工部局的既定日程，接下来他们会公布检疫章程，此章程不独针对鼠疫，但凡天花、热喉、肺痨、麻风等所有传染病一体适用。这意味着针对租界内华人更进一步的医学干预。

检疫章程的草案在媒体发布，按既定议程将于11月14日召开特别会议予以表决通过。毫不意外，这又引发了公共租界内华人圈的恐慌。

上海滩的华人商业领袖们于是发布公函，称检疫章程太过严厉，对租界内华人的风俗习惯造成种种不便，所以婉请工部局，只制定检查鼠疫的新章程即可，至于其它普通传染病，希望仍遵旧例，万勿操切改章，以俯顺舆情而保卫治安。

这些华人领袖表示，如果工部局同意新章程仅针对鼠疫，相信民众会赞成，并且我们愿自设医院，协同检查，以尽义务。如果不这样的话，租界内的华民将人心惶惶、寝食不安，对治安大有关系，“而检查之时，一般无知愚民尤不免互相阻挠，致酿意外交涉后患，何堪设想？！”

虽然防疫事大，但从可执行性的角度出发，工部局最终采纳了这个建议，新的检疫章程只针对鼠疫。

11月15日下午，工部局于北苏州路怡和源客栈邀集诸多华人商业领袖和医生召开特别大会，以讨论检查鼠疫问题。

这次会议遭到民众大规模的抵制。

《申报》记者下午两点半驱车赶往现场，被拥挤的人潮阻拦。他下车试图挤入时，正逢工部局代理总办自会场走出。代理总办称，现场非常紊乱，演说者几乎不能说一句话，华人领袖沈仲礼努力恢复秩序无果后，会议已暂告中止。

另有一人对记者称，因地狭人众，过于喧哗，工部局已决定改期择地再议。记者怅然回到停车处时，看到前来抗议的民众仍络绎不绝。

《申报》承担了向民众解释防疫举措必要性的部分职责。该报在相关分析中认为，华人同胞连日来之所以人心惶惶，主要是因为，对工部局召集的有华人领袖参加的会议情形尚有隔膜之处，同时又对防疫的事理未能透彻了解。

《申报》表示，检查鼠疫之所以给同胞造成不便和恐慌，主要是因为有种种背离事实的谣言；而工部局卫生处前来检查的西医，执法也过于简单粗暴；工部局近日公布的《检疫章程》也被认为太觉严厉。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遂造成目前局面。

4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最终做了让步。

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是，在适合的地点设立有华人医师执业的中国医院，凡患鼠疫的华人，须经有西医文凭的中国医生，与外国女医生一道进行调查，而后被查验出的感染者，将进入这所中国医院而非外国人开办的医院进行医治。

逐户查验的地段也被限制为南至苏州路、东至北河南路、北至海宁路，其余各处因并未发现疫情，故皆不做查验。如果一月内鼠疫消除，查验即行停止。　

这个新的解决方案，可以说很大程度上体顺了民情。当时因拿到西方医学文凭的中国医生非常少，所以短期内未找出合适人选，检疫事务就由工部局卫生处一位没有西医文凭的华人医生，与一名外国女医生共同进行。此后没再出现什么乱子。

上海《申报》在一篇评论中称，“鼠疫风潮，起于愚民之惊疑，而实由于中西风俗之不同、言语之互异，在事华人等又往往不善传达西人之意思，致令以切实检验、有益卫生之善举，而市虎杯蛇，种种风潮遂由此起。”

该文称赞工部局道：“其所以维持治安、委曲求全者，可谓至矣。”

虽然有所让步，但对此前骚乱的首要分子，公共租界并未手软。被抓捕的华人，很快受到了审判。

1910年11月17日，在骑马荷枪的印度籍捕快护卫下，分别关押在老闸捕房、汇四捕房和西虹口捕房的犯罪嫌疑人，被用双马车押解到了公共公廨。

上午十点开始的审讯中，捕房刑事检查员指称各被告在11月11日的骚乱中，手持铁锤、竹棍等物抵拒检疫，并抛砖掷石殴伤差捕，导致现在尚有两名洋捕快仍住院医治。各被告被控犯有聚众肇事、妨碍公安之罪。

据指控，手持铁锤殴打捕快的人是赵阿四、钟阿青，他们在法租界陆阿大铁店内，推倒学徒，强行拿走四个铁锤（后被铁店主陆阿大与学徒计福明等人追回三个），带领群众至英租界西新桥北首一带，高喊“大家打外国人”，并对前来阻拦的两名华人捕快进行殴打，幸好尾随之人均未动手。两人最终被拘获。

赵阿四是上海本地人，二十四岁，为沈福元马房内马夫。他辩称当日在西新桥北侧看见数十人在途胡闹，亦随众附和，后在路上拾获铁锤一个，即欲抛弃，却被捕快误拘入捕房。

四十一岁的钟阿青是广东潮州人，在上海做收卖烟灰生意。他也辩称，当天只是与胞叔一同经过骚乱地点，并未随众胡闹，实被误拘，请将其释放。

赵阿四和钟阿青的自辩未被会审公廨采纳，最终赵阿四被判枷号一月，收监两年。其它被捕十余人也受到类似刑罚。

因接下来时间，鼠疫并未造成进一步蔓延，发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防疫风波很快就结束了。

在时间点上，1910年上海鼠疫发生的时间晚于东北鼠疫。它和东北鼠疫很可能来自分别独立的传染源。不过，东北鼠疫的总防疫官伍连德晚年在回忆录上说：“这场瘟疫（东北鼠疫）已祸及满洲的西北部，并通过京城本地蔓延到直隶和山东省，最后向南直至南京和上海。”这似乎又暗示，发生在上海的鼠疫疫情来源于东北。

东北和上海，一南一北两场鼠疫，均发生在中国传统医学向现代医学转化的起点。对一些带有现代色彩的防疫手段，民间殊不能理解，由此引发激烈震荡。发生在上海的骚乱，虽有工部局执法简单粗暴的因素，但本质上这种冲突内源于对此前闻所未闻防疫范式的恐惧。

虽然有很多的防疫经验教训，但和东北鼠疫一样，上海鼠疫的查验风波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国人对现代防疫手段认知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