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决定命运的又一案例。
文/全历史 张君恪
1086年5月21日，王安石逝世。作为文学家，王安石著作等身，位列唐宋八大家。作为政治家，王安石变法改革，被梁启超称为“三代以下惟一完人”。
光环背后，王安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第一、他是低情商的“拗相公”。
同朝为官的司马光评价王安石性格执拗，后世冯梦龙称王安石为“拗相公”。此后拗相公也成了执拗的代名词。因为情商低、性格执拗，王安石经常得罪人，这样的性格也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变法成效。
王安石年轻时很有才华，得到曾巩赏识，并被推荐给了欧阳修。欧阳修想举荐他，但王安石并不领情。不仅如此，王安石并没有因为被欧阳修举荐而恭维他，反倒说他晚年的文章退步了。
入仕后，王安石执拗的性格体现得更加明显。王安石和司马光在群牧司担任判官时，他们的上司包拯请他们喝酒。司马光平时不爱喝酒，但为了应酬上司还是喝了。王安石在宴席上就一直不喝，很让包拯下不来台。
王安石的这种执拗并不是无来由的。他二十二岁时的作品《淮南杂说》中就提到，君子不应该屈从潮流，而是像孟子和韩愈那样坚持儒家正统。他还认为当时社会和国家出的问题就是指导思想的问题，君子应该像孟子和韩愈那样纠正社会风气，矫正时弊。
第二、他是学霸和工作狂。
立志于矫正时弊的王安石也是不折不扣的学霸，在科举考试中原本是状元，但是因为他的文章中所写的“孺子其朋”犯了宋仁宗的忌讳，被降为第四。
学霸王安石读起书来经常是通宵达旦，也顾不上洗漱。有一天早上他的上司韩琦见到王安石精神疲惫、容仪不整的模样，还以为他晚上去寻花问柳了。王安石也不解释，说韩琦根本不了解他。
学霸之外，王安石也是一个工作狂，非常勤政。在鄞县任职时，为了考察水利工程走遍了全县十四个乡，十几天没有回家。有这样勤政的官员老百姓都很高兴，但王安石那个年龄尚小的儿子十几天见不到父亲，等王安石考察完回到家，儿子就抱着不让他走了。
后来主持变法之后，王安石更是废寝忘食、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了。因为当时冗官、冗兵和冗费的问题积重难返，对辽和西夏的作战总是失利，土地兼并导致大量的农民成为流民。面对这样的局面，要变法必须拼命工作。变法工作历来繁重，明朝万历年间的张居正推行改革时工作也是异常投入，最后累死在工作岗位上。（想了解更多张居正的故事，可a到1525年5月24日的江陵）
第三、他是睚眦必报的权臣。
王安石开始变法时，面对变法的反对者，就一味地排斥和打压。（想了解更多王安石变法的故事，可a到1069年3月22日的开封）
苏轼因为不满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些作为，就一直被王安石诋毁。苏轼回老家守丧时，王安石在神宗面前诬陷苏轼趁机私贩货物。（此处可a到1037年1月8日的眉州）
司马光也因为提了一些意见就被王安石排斥和打压，搞得司马光在京城呆不下去，只好去外地谋了一个闲职去编写《资治通鉴》。
王安石对变法的坚持，后来就变成了偏执。史书上记载说，只要看到有人抨击自己，王安石就会气到手发抖。
北宋著名的理学家程颢曾在王安石新组建的三司条例司任职，参与过变法的筹划工作，而且也积极支持新法的开展。在变法出现问题后，王安石仍固执地坚持己见，不肯改正。
王安石认为他在地方当官的时候执行变法政策时效果就很好，现在变法出了问题一定是下属官员的问题，不是他政策的问题。程颢与王安石的分歧越来越大。后来程颢也逐渐转变了立场，反对王安石的变法。
不仅如此，程颢也不太赞同王安石的一些做事方式。王安石与其他大臣讨论变法事宜时，非常容易对人发怒。有一次程颢就指责他说：“这天下的事又不是你一个人的私事，还是要心平气和地听别人讲的话。”
面对神宗皇帝，王安石也是大肆揽权，甚至威胁到了君主的权力。
神宗是王安石变法最大的靠山。正是因为有神宗的支持，王安石才得以排斥异己，在各部门安插自己的门生故吏，把持朝政。神宗称呼王安石为“师臣”，意思就是把王安石当成师长一样看待。
但王安石后来在变法中专权的做法让神宗越来越不满。王安石在和神宗谈话时不断强调，皇帝不应该过问具体事务，管好大政方针就可以了。后来一旦神宗不满足他的要求，他就谎称自己生病，罢工不干；有时甚至以辞职来要挟神宗。
不仅如此，当时还有人上书请求将枢密院和中书省合并为一个部门，让王安石负责。这就触碰到神宗的禁脔了。枢密院是北宋的最高军事部门。当年宋太祖为了分散各部门权力，规定负责行政的中书省与枢密院互不统属，相互独立。
因此，神宗看到有人主张兵政统一而且由王安石负责，自然是相当不高兴的。后来王安石两度罢相，他和神宗的君臣关系也完全走向了破裂。
王安石有明确的理念和主张，想把国家和社会改造成他理想中的样子。但他为人执拗、不近人情。在推行变法的过程中，他一味排斥异己，听不得一点儿反对意见，甚至和皇帝争权，最后导致变法失败。政治需要的是妥协，而不仅仅对理想的坚持。由于王安石的性格缺陷，这场变法从开始就注定很难成功。
王安石的权力过大，让宋神宗感受到了威胁，这也验证了权大欺主定律。（详见规律11-权大欺主定律：为什么要权责一致）
历代评价
1、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11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
——黄仁宇《有感王安石变法》
——明太祖朱元璋
3、介甫无他, 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