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全部集中在旧金山歌剧院大厅，每个人都感到重要的历史事件的来临”。
3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已超15万例。毫无疑问，疫情已在世界范围内成席卷之势。而自疫情重击武汉时起，WHO就一直处于风口浪尖之上。
无论是宏观的防控方略、宣布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和全球大流行（Pandemic）的时机，还是具体的救治药物选择、口罩佩戴问题，这个以使全世界人民获得尽可能高水平的健康为宗旨、以促进流行病和地方病的防治为主要目标之一的国际组织，总会遭遇来自各国科学、医疗、政治、媒体等各界的争议和质疑，进而通过各种形式，近两个月以来不断出现在中国公众面前。
实际上，这个1948年成立的组织从无到有的过程中，一位名为施思明的中国外交官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曾发表于《世界卫生论坛》的一篇采访中，施思明被称为“WHO创建人（founding father）之一”。其去世时的讣闻中，《纽约时报》也称他是WHO筹备工作中的“关键人物（key figure）”。
而这都来自于1945年时的一个巧合。
世卫组织创建的关键人物
1945年4月25日，在后世以与会各国通过并签署了《联合国宪章》著称的“旧金山会议”在美国召开。
施思明在其回忆录中说，当日，“我们全部集中在旧金山歌剧院大厅，每个人都感到重要的历史事件的来临”。
他参与这次会议源自他与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子文的一段上下级关系：二战时，他曾担任宋的机要秘书。1944年后他完成战时服务工作后，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卫生处任职，因为宋这时需要一个能用英文写演讲稿的秘书，便借调了施思明——施的同事、另一个会在WHO创建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苏扎（GeraldodePaulaSouza）医学博士也应本国巴西代表团之邀参加了会议。
施思明（右）与巴西代表苏札（左）
在旧金山会议上
因为二战的破坏，原有的一些国际卫生组织都停止了活动，很多国家都难以独立解决本国的卫生问题，因此急需建立一个统一的能正常运转的国际卫生组织。然而，大会一致通过的《联合国宪章》初稿中只字未提“卫生工作”的内容，在有关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的文件中也未提到要建立国际卫生机构。这意味着一且这份宪章草案被通过，那么以后想要在联合国系统内成立一个国际性卫生组织就缺乏了必要的法律依据。参加大会的施思明、苏扎和挪威代表卡尔·埃旺 （Karl Evang) 三人同时发现了这一重要遗漏，并一致认为应该在大会的议事日程中弥补这一疏漏。
他们采取的策略是，由施思明取得宋子文和中国代表团的支持，作为大会发起国来提交宪章初稿修正案。基于施宋两人的私人关系，这一关很容易地通过了，但三人又遇到了时间问题。
如果按照正常渠道，通过代表团不同委员会和各种程序就要花好几个星期。此时距离截止日期只剩两天，而美、英、中和苏联四国之前曾互相协定一国提交修正案前，需征求其他三国同意，时间已经不容中国代表团补充修正案。施思明想到了另外一条途径：决议案。
宋子文当即同意了这个请求。施思明拟了一份决议案草案，提议召开国际卫生会议以成立一个统一的国际卫生组织。之后，他四处征求各代表团相关人士对该草案的意见。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反对声，他对草案又进行了大量修改。
最后，决议案以中国和巴西代表团共同提议的方式正式向大会提交。施思明在回忆录里说，“虽然我也愿意只由中国作为发起国，但是考虑到加入巴西代表团的名字，有利于我们争取广大的拉丁美洲国家的支持”。
1946年6月，参加国际卫生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右三为施思明。来源：《中华医学会会史概览》）
然而，恰逢挪威的埃旺博士奉召回国，代替他的代表不仅不提供帮助，还试图在草案中附加一个关于社会组织的提案。更不妙的是，筹划委员会要求所有会议委员会重点讨论与联合国宪章有关的建议，因此他们的决议案遭搁浅。在与多方人士商谈皆无进展后，施思明有点气馁了，就在此时，“幸运之星”降临了。
在一次宋子文招待巴西代表团团长的宴会中，施思明发现旁边坐着的是大会秘书长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赶紧抓住机会询问他的意见。希斯建议以宣言的方式向大会呼吁，因为宣言没有决议案那么多限制。此法果然奏效，宣言得到压倒多数的代表支持，最终被大会所接纳讨论。
1945年5月28日，代表们同意召开会议来专门讨论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卫生组织，并建议“世界卫生组织应与联合国的经济社会理事会建立联系”。联合国宪章定稿中也终于列入了“卫生”词眼，至此，世界卫生组织的建立总算有了个好的开端。
定义“健康”，命名WHO
1945年底，施思明辞去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目的就是为了专心准备建立一个世界卫生组织。
1946 年1月召开的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施思明再次提出了两条建议：“召开联合国成员国的国际会议，商讨关于建立单一的国际卫生组织”，以及先应“成立一个由专家组成的技术筹备委员会”，为国际会议准备提案和基本文件。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采纳了这两项建议。
1946年3月，技术筹备委员会会议在法国巴黎召开，WHO成立前的筹备工作正式开始。经由各国政府提名、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指定，包括施思明、苏扎、埃旺在内共有16位医学专家参加，施思明是来自西太平洋地区的唯一代表，承担了大量世界卫生组织宪章草案的起草工作。
巴黎技术筹备会议
施思明与来自加拿大的精神病学家布罗克·奇泽姆（Brock Chisholm）主要负责起草序言。如何定义“健康”， 这是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传统观念认为人只要身体没有出现病态就是健康。施思明与奇泽姆则认为健康只涉及机体本身有无病痛是不全面的，还要考虑精神、社会等诸方面的状况。他们将健康表述为“在躯体、精神和社会上的良好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虚弱或疾病”。后来，国际卫生会议稍作修改后，定义健康是“在躯体、精神和社会上的完美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
1946年6月19日至7月22日，国际卫生会议在纽约召开。大会通过了组织章程，建立了由18个会员国组成的临时委员会，在新组织正式成立前行使职权并承担原有一些国际卫生组织的相关职能。大会交给了施思明两项工作，一是任第四委员会的会议起草人，为设置临时委员会起草协议书，并负责处理同联合国及其他机构的关系；二是任中央起草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负责统一其他所有委员会的文本草案。
后来，施思明在回忆录中表示，其在此次会议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新组织的命名。关于新组织的名称有很多建议，最终采取了施思明建议的“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世界卫生组织）”。
（2）界定会员资格。美国认为组织章程的任何签字国均可成为会员国，苏联则认为非联合国会员国须经会员国的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才能参加。最终，中国代表团草拟了一份折中方案，被各国代表团所接受，成为组织章程的第四、五、六条。
（3）界定列席会员资格。非自治地区具有列席会员资格是个新概念，起初施思明在争取获得本国代表团的支持也有点困难。于是，他用中华医学会中医师的列席会员资格举例，除了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外，列席会员享有与其他会员同等的权利。中国代表团团长沈克非时任中华医学会会长，很快理解并表示同意。最终，该提议被列入章程第八条。
（4）地区划分。地区划分中最尖锐的议题可能要算泛美卫生组织与WHO的关系。拉美国家占大会几乎半数选票，泛美卫生组织的主任主张该组织应单独存在，施思明以牺牲朋友友谊的代价提出折中方案获得通过。泛美卫生组织后来成为WHO在美洲地区的办事处。
《世界卫生组织法》签字仪式
7月22日，《世界卫生组织法》的签字仪式召开。然而，参会代表大多是医学人士，对法律程序所知甚少，以为仪式会很简短，只要每人签上自己的名字，就可以庆祝新组织的诞生了。他们没想到这牵涉到50多个国家以及相应的50多套不同的法律程序。代表们甚至不清楚自己的政府赋予自己的授权范围。所以，现场一度相当混乱。最后，只有英国和中国毫无疑义地在上面签了字，因为两国的代表团里配有法律顾问。代表中国签字的是沈克非、袁贻瑾和施思明。
中国代表的签字
1948年4月7日，在收到第26个国家的法律批准后，《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才正式生效。同年6月24日，第一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WHO正式宣告成立。4月7日被定为世界卫生日。
施思明在前述WHO的采访中曾坦言，自己在WHO筹建过程中，起的作用有90%是属于外交方面的，只有10%是医学方面的，而整个过程是政治性的。
记住挨饿的人
作为创建WHO这个改变历史进程中起了关键作用的的“巧合”，“施宋渊源”还要追溯到1934年7月。当时施思明与国内银行家之女李月卿在英国结婚，证婚人就是宋子文和贝祖诒（著名建筑家贝聿铭的父亲）。
1941年，施思明一家在日军侵华后日益恶化的形势中举家搬至美国。未几日军发动珍珠港袭击，太平洋战争爆发。此前宋子文已来往于中美之间，通过一个名为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名义组织购买战争物资运回中国，此时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在其任部长次日，当时在中国国防供应公司担任副总裁的施思明之父施肇基打电话要求他应宋的“急需”，出任其私人机要秘书。此后的四年，在施思明的回忆录中被称为他“一生中劲头最足、最振奋的四年”。
施肇基施思明父子合影
施肇基是同时代声名最为卓著的专业外交官之一，曾在晚清政府邮传部、外务部等任职，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遭朝鲜独立运动人士安重根刺杀事件的直接处置者，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后任驻英、驻美公使，首任驻美大使。
如今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标志性的东北鼠疫处置中，施肇基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作为“防疫大臣”，他是成功主持了此次鼠疫防控的伍连德医生的推荐人和主要支持者，还争取到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允许大规模焚烧尸体的圣旨，为及时控制疫情创造了条件。
施思明的母亲唐钰华则是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的侄女。1908年4月5日，施思明出生在天津，因为那天是清明节，所以起名为“思明”。不过，按其回忆录的说法，这只是乳名，他还有一个用于正式场合的大名“贯生”和按辈分来的辈名“耿元”。他自小由外祖母抚养大，对外祖母印象最深的就是富有爱心和节俭，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外祖母经常说，我们永远不能浪费食物，因为要想到在中国还有上千万人在挨饿。
施思明有优渥的成长环境。1914年6月，施肇基被北洋政府派往英国出任驻英公使后，家人也移居英国，施思明就读于温切斯特公学。1925年，他通过了医学学士第一部分的考试，具备了进入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学医的资格。在剑桥，其受到了良好的医学训练。
剑桥大学基督学院
1928年，施思明进入了伦敦最古老和最漂亮的医院圣·托马斯医院实习。该院始建于1213年，最初是济贫院，后来伦敦市政府将其买下，作为给穷人免费医疗的医院。除了临床实践，给施思明触动最深的是病人的贫穷和窘迫。在妇产科的实习让人感触尤其深刻。在医院里，产妇们都被梳洗、穿戴得很好，但是，当实习医生们把新生儿送到家时，看到的却是另外一幅景象：母亲和一大群孩子挤在地下室里，衣衫褴褛，杂乱不堪。这段实习经历使施思明渐渐打消了做医生过体面生活的想法，转而立志在公共医疗卫生领域有所贡献。
1934年，新婚不久的施思明返回中国，加入了中华医学会。1935年被推选为学会副总干事，次年任总干事。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华医学会组织会员参加各种救济队伍，并发起医务救济捐款运动。施思明在管理中华医学会过程中，采取了很多当时在中国从未有过的方法，比如建立了工资系统，给工作人员一个逐步加薪的过程和带薪的假期；建立了包括乒乓球桌在内的娱乐室；为员工提供宿舍等等。中华医学会逐步被打造成为长期的、有自主权的学术组织，并且内部成立了中华皮肤科学会、中华内科学学会、中华小儿科学会等分会。
晚年施思明
在战时服务工作和创建WHO后，由于国内战争及政治形势的变化，施思明的职位相继中止，处境日益困难。1948年2月，他进入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秘书处任职，后担任联合国医学总监，1968年年底任满退休。1998年10月27日，施思明在美国宾州逝世。
参考资料：
施思明：国际生涯回忆录；
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建及早期合作（1945—1948），苏静静、张大庆，《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3期；
一个中国人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建，陈琦，《健康报》2011年10月14日；
世界卫生论坛、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