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全历史 菲菲倚尘轻

公元1659年3月25日，受到“丁酉科场案”牵连的人，在这一天遭受流刑，从北京出发，前往环境恶劣的东北宁古塔，其中，包括了清初著名诗人吴兆骞。

中国历史上从来不乏科考舞弊，原因在于，历次科考的中举人数有限，中举之后，地位、身价陡升数倍，为了增加自己中举的机率，很多人往往选择作弊。

作弊的方式也有很多，比如贿赂考官、找“枪手”代考或夹带小抄。有人会在麻布坎肩上做小抄，带进考场，还有人会特地训练鸽子，给场外的人传递试题，给场内的人传递答案。更厉害的是，晚唐词人温庭筠还则曾经帮八个人考试过，被称为“史上最强枪手”。

然而，作弊不只在民间出现，一些达官贵人也会为了面子，暗通关节，把后代送入进士之门。比如，唐朝宰相杨国忠为了让儿子杨暄进士及第，威胁主考官达奚珣；宋朝贪官秦桧则暗通关节，抢占了诗人陆游的名额，让孙子秦埙高中进士。

当然，也有一些作弊案，属于官员间互相陷构的结果，比如，明朝官员华昶指控科举主考官程敏政泄漏试题，让考生唐伯虎蒙受不白之冤。(想了解更多唐伯虎的故事，请a到1527年1月7日的苏州)

而这场顺治年间爆发的“丁酉科场案”，堪称中国科举史上最血腥的舞弊惩处事件，起因在于主考官公开受贿，舆论蔓延全国。对此，顺治作出了严惩，从主考官、考生到考生的家人，株连甚广，也影响了很多省份。

不过，为什么顺治年间的“丁酉科场案”，是中国历代惩处之最呢？

第一，“丁酉科场案”其实是丁酉年间所爆发的多起舞弊案的统称，这些舞弊案，发生在北京、南京、河南、山东、山西等“五闱”之中，其中，北京、南京的考场最大，人数最多，让朝廷为之震动。更讽刺的是，在丁酉年初，顺治就曾批评过科举考试“干谒于事先，酬谢于事后”，亦告诫过考官必须“敬慎秉公”，之后却被“打脸”，皇威受损，顺治自然不可容忍。

第二，历代科举都有过改革，但对舞弊的惩治都较轻微，大多只是降职或流放，作弊代价不大，阻碍了朝廷引进真正的人才。比如，宋代刘师道之弟刘几道暗托考官，举发之后，宋真宗只是罚他永远不能科考，刘师道与考官降职。为了整顿风气，顺治便立下“罪必致死”的典范，并借以威吓汉族士绅。

第三、清朝满人入关，利用科举制度笼络汉族知识分子，这也关乎到其统治正统性，顺治帝对该类事件更加敏感。

顺天府（即科举的北京考场）的主考官李振邺及其他涉案人员，皆被处以死刑，而其108位家人皆处流刑，更别提“丁酉科场案”还有无数个案件，也有许多无辜人受牵连。清初诗人吴兆骞就是其中一员，他因受到案件牵连而下狱，虽然普遍认为他并未作弊，但最终还是被流放至遥远的宁古塔。

然而，“丁酉作弊案”就因为流放了吴兆骞，无意间竟促成了一段美谈。

第一，吴兆骞被流放的十年后，好友顾贞观收到他的来信，信中满是困顿寂寥，顾贞观心生不忍，在大雪中的千佛寺追忆好友，写下了“千古绝调”《金缕曲》，让纳兰性德“泣下数行”。

第二，清初最著名的纳兰明珠、纳兰性德父子，被顾贞观、吴兆骞之间的友情所感动，决定出手相救，成为纳兰父子的一桩英勇事迹。

第三，宁古塔自古为流放之地，位于极东极北，令人闻之丧胆。但吴兆骞与其友却在黑龙江建立了第一个诗社──七子之会，这个暂忘苦痛的活动，反而成了风雅之事，吴兆骞诗更被沈德潜编进《清诗别裁集》，认为他是当时重要诗人之一。（其他关于文人集会的雅事，请a到1091年12月13日的颍州）

“丁酉科场案”对一些人来说，是罪有应得，也对一些人来说，是千古奇冤，若不是有了这份美谈，想必沉冤在案情底下的故事，会更为沉痛伤人。

作弊行为，是科举制度的害群之马，历朝历代都会用非常严厉的手段惩戒这一行为，这也验证了害群之马定律（详见规律35-害群之马定律：“天理”为何总败给“人欲”）。而在丁酉科考案中，吴兆骞则成为了替罪羊，成为替罪羊定律的受害者（详见规律33 -替罪羊定律：无能的狂怒）。

历代评价

“方犹、钱开宗，贿通关节，江宁书肆刊万金传奇记诋之。言官交章论劾，刑部审实。世祖大怒，方犹、开宗等十七人俱弃市，妻子家产籍没。一时人心大震，科场弊端为之廓清者数十年。”

──《清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