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生物致疫的知识，伴随着显微镜等实验器材的魔力，为国人提供了一套非常具有说服力的疾疫解释。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人自办刊物中出现的疾疫解释，微虫（细菌）致疫的解释日益增长，疫气说则呈递减趋势，鬼神致疫说在接受西方思想较多的城市基本绝迹；而环境卫生与疫病之间的关系，因与微虫致疫互为表里，没有明显的增减趋势。

微生物致疫的解释对中国传统疾疫观念造成了怎样的冲击和影响，我们不妨以陈虬（1851—1904）为例来观察。陈虬为晚清温州中医名家，19世纪末在温州合作创办了利济医院、利济医学堂及《利济学堂报》。

《利济学堂报》所刊文章表明，西医对疾疫的解释已进入他们的视野。1897年该刊所载一篇题为《疫虫备验》的文章，介绍了台湾某医生从疾疫患者的尸体中取出肿块，用显微镜观察而发现了疫虫。文章解释该疫虫为“空气积毒所化”，经食道或毛孔进入人体繁衍生殖，造成疫症发作。作者建议人们在疾疫流行时要特别注重清洁卫生，以日光和沸水杀死疫虫，以免染疫。

该刊灵魂人物陈虬是中医名家，他谨遵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引”的教导，坚持《黄帝内经·素问》“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引”的立场，因此对鬼神致疫说是排斥的。作为中医，他对疾疫的理解是疫气说，其医理资源主要是阴阳五行学说。在1902年发表的《瘟疫霍乱答问》一文中，他说“疫者，毒疠之气”，根据五行学说可预先知道“本年应发何病”，他还用阴阳学说来解释病症和药物的阴阳和寒热。与此同时，他也清楚知道当时日本、德国和法国都有科学家或医生发现微生物致疫的原理。

但两种解释在他人看来可能有高下之别乃至势不两立，但在他这里二者都不谬，还能结合在一起：疫虫造成了阴阳失调。西学中源说在他这里又发挥了作用，微生物致病的说法在中国古籍中“皆已引而不发”，如此，西方科学的新解释被装进中国医学的框架之内。微虫致病的新解释使他不得不正视和承认，而他既不肯也不能放弃旧的解释，以至于他不得不做出极为牵强附会的解释和辩护。他举证说，中医典籍中“五积肥气”之“肥”字系“蜰”之假借；《黄帝内经》中认为“风为百病之长引”，而“风”（風）字包含了偏旁“虫”。他宣称这些证据可以证明中国古人已经注意到了微虫致病的道理，只是引而不发而已。这种牵强的解释，戏剧性地表现出疫气说遭遇的严峻挑战。

另一名医丁福保（1874—1952）就做了此是彼非的选择。丁福保幼时患肺病，“求医学于《本经》《素问》《灵枢》《难经》，以及汉之张长沙、晋之葛稚川、唐之孙思邈、金元之四大家，如是者又数年，而肺病日益加剧”，后“求解剖学、生理学、卫生学，以及医学、药物学于东西洋之典籍，而专注其意于肺痨，约年余而病果疗”。至少对丁福保来说，其亲身经历足以“证明”西医比中医高明。

1900年，丁福保出版《卫生学问答》一书，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西方医学中的生理卫生知识。丁氏还专辟一章介绍微生物致病的知识，其内容与1892年礼顿根医生的演讲“人与微生物争战论”相去不远。该章一开头，他就说微生物“终日与人相争战，血轮强则微虫败，血轮弱则微虫胜，微虫败则身安，微虫胜则人死”。书中以西方科学知识否定中医医理的例子俯拾即是。如论及伤寒时，他设定的问题是：“张仲景论伤寒甚详，未闻有虫，今西人谓伤寒有虫，得毋误欤？”其回答是：“伤寒症之病原，乃小肠发炎。重者渐至腐烂生疮。生疮处每有无数小虫聚会其间，此乃西人确有实证之语，断非臆说。”一“实证”一“臆说”，西医和中医关于疾疫的解释高下立判。相较于陈虬，彼时的丁福保对以阴阳五行法则为基础的传统医学理论已不感兴趣，该书160页的篇幅中讲述的全是西医知识，阴阳五行之类的知识已经完全消失不见。

中西解释的抵牾，不仅对医学专业人士发生影响，在非专业读者那里也会造成紧张。清末名士孙宝瑄参观过新式学堂中的人体解剖，读过《卫生学问答》一类新式医书，既接受中医诊疗，也看西医，中西医的疾疫解释在他那里也渐渐发生紧张。1902年，他在日记中记载：“观《卫生学问答》，无锡丁君福保所著。西人近来考得脾胃不相连，脾于消食之事绝不相干，唯主生白血轮之功用，能杀各种微生物。微生物能害人，白血轮能救人，白血轮与微生物互相吞噬，其胜负与身体之强弱有相关，此亦新理。”同年另一则日记中又记载：“京师数日内疫疾甚盛，死人无算，皆因霍乱，有顷刻死者，有半日亡者。西人考验传染之故，盖有虫在空气中，故能波及于人。”在同年的日记中，孙宝瑄还谈道：“我国人谓疫有神，故设法以驱之。西人谓疫有虫，故设法以防之。神不可见，而虫可见。”

一“不可见”一“可见”，隐隐透露出他似乎倾向于后者。在另一处，他则说得更为露骨：“我国福建、上海、苏州、杭州驱疫之法，诵经礼佛；日本神户、东京、新泻驱疫之法，栅居毁屋。然而日本有效，而我国无效。盖我国以疫为有疫神，日本以疫为有疫虫。虫耶神耶，孰是孰非耶？”孙宝瑄没有直接给出明确的回答，但一“有效”一“无效”，他实际上已经做出了高下之分。“可见”与“不可见”，“有效”与“无效”，其实质是能否获得实证支撑，这是现代科学在方法论上的核心要求。

当越来越多的现代医学知识，经由印刷传媒的广泛传播，再加上现代医疗实践的广泛开展，与现代医学扞格不入的中国医学传统从整体上遭到质疑，终究难以避免。吊诡的是，晚清最早提出要废除中医的人既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基督徒，甚至不是新式知识分子，而是旧式儒家士人。

1879年，经学大师俞樾（1821—1907）发表《废医论》，其依据不是西方医学，而是儒学的道德原则。俞樾以古典文献为据，指出巫医本来同源，巫既可废，医也可废；中医以切脉为诊断之法，但中医对脉学莫衷一是，对治病之法也不知其所以然。有学者曾指出，俞樾此论受西方医学的影响，他曾读过来华传教士、医生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的著作。然而，俞樾并未以西方医学为依凭，也没有以西方医学为替代品，他竟然掉头回溯，以《周易》为据来倡导废除中医。

他认为，根据《周易》中的乾坤阴阳法则，人心中也有善恶，而病由心生，心主气，气就是“人之所以生者也”。所以，心中常存善心，除恶念，气遂和调畅达，运行于人体之中，身体健康，足以抵御风雨寒暑之变化，人即不病，就算病了也不会伤及性命。如此，则知“医之不足恃，药石之无益”。古人还曾建议道德修省和食物（含药物）调养双管齐下，而今俞樾竟然主张抛弃药石治疗，相信仅凭道德修省即能确保健康。

俞樾虽断然提出废除中医，他与中医却站在同一战壕里，他所持的身体观念还是阴阳五行。他以巫医同源作为倡导废除中医的重要理由，其矛头所向是中医的道德属性薄弱，这颇有类于具有浓厚道德色彩的宗教（如基督教）排斥巫术。所以我们看到，他也毫无以西方医学来替代中医之意思，因为西医的道德属性可能更为薄弱。有学者痛斥该文“逻辑不通，医理不懂，考据混乱，是很不值的一篇文章”，但是一篇如此“不堪”的文章之所以能在近代思想史上引起持续的反响，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俞樾点出了巫医同源这个关键，即中医与巫术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中医与巫术的相似性，主要即在于它们共享了阴阳五行这一套宇宙秩序。俞樾自己并未超迈于这套宇宙秩序之外。

对西学更为熟悉的郑观应对中医的批评就呈现出别样的面相。他年青时曾学习中医，在早年的《救时揭要》中，他批评庸医不认真研究中医典籍，“鲜识三关九候之妙、阴阳变化之奇”，“罔识岐伯之堂，莫睹张机之室”，唯知招摇撞骗，以图利益。其矛头所向是庸医的学识浅薄、医德不端，并未质疑中医理论的正确性，也未触及中医的身体观念。但在后来的《盛世危言》中，他以西医的知识和体制反衬中医之拙。他相信西医的医理和疗法与中医不同，虽不见得处处都比中医强，但西医“实事求是推详病源，慎重人命之心，胜于中国近世之漫无把握”。

他指出中医不如西医的五个方面。第一，西方医学以科学研究为基础，“曰穷理，曰化学，曰解剖，曰生理，曰病理，曰药性，曰治疗”；针对不同疾病，疗法也多样化。第二，“西医论人身脏腑、筋络、骨节、腠理，如钟表轮机，非开拆细验，无以知其功用及致坏之由”，所以西医懂得脏腑、血脉之真正道理。第三，西医讲求实证，又有显微镜以洞察隐微，而中医“多模糊影响之谈，贵空言而罕实效”。第四，中医因为相信五行相生相克之理，所以要治疗肝病须先治疗脾胃，西医则何处之病即用何处之药；中药无定，而西药有定。第五，西医的器具、疗法都远较中医丰富。

中医相对于西医的劣势，在郑观应这里再次以西学中源说来补偿，他相信西医“外治诸方，俨扁鹊、华佗之遗意，有中国失传而逸于西域者，有日久考验弥近弥精者。要其制药精良，用器灵妙，事有考核，医无妄人，实暗合中国古意，而远胜于时医”。他赞同西医把人的身体看作是钟表轮机，并指责中医缺乏实证科学支撑，对人身结构不了解，空谈虚理，中医的理论基础——阴阳五行的宇宙秩序，在他看来不仅没能使中医成为精良的学问和技术，作为一种“虚理”反倒妨碍了对身体结构、医药性质进行深入而准确的实证研究。在郑观应这里，西医相对于中医几乎已是全面胜利，以至于他主张的中西医结合以及西医中源说就像是自欺欺人。一方是“实证科学”“有定”，另一方则是“空言”“虚理”“模糊影响之谈”“罕见实效”，以实证主义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科学对中医医理的知识正当性的严峻挑战，于此可见一斑。

批评中医拘泥于阴阳五行，不事解剖，不懂身体，对病因不甚了了，在晚清的中医批评中极具代表性。来华传教士合信说：“每见中土医书所载骨肉脏腑经络，多不知其体用，辄为掩卷叹惜。其医学一道，工夫甚巨，关系非轻，不知部位者，即不知病源；不知病源者，即不明治法。”为此，他特著《全体新论》一书，详细介绍人体解剖学知识，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此相似，1888年，传教士刊物《画图新报》上一篇文章批评中医“徒讲阴阳生克，多属空谈之词”，而西医懂得人体构造，能准确考究病因，又懂得“化学之理”，因而可以对症下药。该文以解剖学和化学等西医相关科学知识作为衡量标准，表明中医必须接受实证科学的检验。纵观晚清对中医的批评，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正是解剖学、生理学、化学等实证科学。朱笏云说“吾中国之医，不知解剖，不辨物性，不谙生理及病理”。

丁福保曾前往日本考察，他注意到日本汉医“论病之原因、症候、病理、诊断等，皆已科学化，唯处方则用汉药，余回国后，详细调查国医最大之缺点，在于无解剖学、生理学、组织学、胎生学、细菌学、病理学等基础医学之智识，又无传染病及内科学等之世界新智识”，相形之下，“吾国医学四千年来，谬种流传以迄今日，不能生人而适以杀人。肺五叶而医者以为六叶，肝五叶而医者以为七叶，肺居中而医者以为居左，肝居右而医者以为居左，心四房而医者以为有七孔，膀胱上通输尿管而医者以为无上口。此无他，古书误之也。欲正其误，宜讲解剖学……欲正其误，宜讲生理学……欲正其误，宜讲卫生学……欲正其误，宜讲药物学……欲正其误，宜讲病理学、内科学”。

总之，面对西医的挑战和竞争，中医最关键的软肋就是其阴阳五行的理论基础，很难跨进实证科学的门槛。由于实证科学拥有极高的知识正当性，建立在阴阳五行基础上的中医遂难逃“迷信”“谬说”的标签。丁福保说：“吾国旧时医籍，大都言阴阳气化、五行五味、生克之理，迷乱恍惚，如蜃楼海市，不可测绘，支离轇轕，如鼷鼠之入郊牛之角，愈入愈深，而愈不可出。”举例来说，“心属火，肝属木，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以五脏强配五行，凡稍知物理者，皆知其谬也。赤入心，青入肝，黄入脾，白入肺，黑入肾，以五脏强配五色，凡稍知化学者，皆能知其谬也。吾国医学之腐败，至此已达极点矣”。

吴汝纶也质疑道：“凡所谓阴阳五行之说果有把握乎？用寸口脉候视五脏果明确乎？《本草》药性果已考验不妄乎？五行分配五脏果不错谬乎？”他的答案很简单：“中医所称阴阳五行等说，绝与病家无关，此尚至公理。”他感叹道：“医学，西人精绝，读过西书，乃知吾国医家，殆自古妄说。”

陈邦贤曾经指出，清末不仅医学家倡导医学革命，一般的学者也极力提倡新医学，他们往往说，“医学没有中西的分别，只有新旧的分别，只有玄学的医学和科学的医学的分别”，陈邦贤认为，归根结底“都是因为阴阳五行生克之说，使人太不相信了”。可谓一语中的。

陈邦贤曾经把中国的医学发展历程概括为“从神话的医学，到哲学的医学；从哲学的医学，到科学的医学”。所谓“神话的医学”，是预设人格化的鬼神的，起自上古；所谓“哲学的医学”，指的是秦汉以后以阴阳五行的宇宙秩序为基础的医学主流；而“科学的医学”指的则是晚清以来传入的现代医学以及“科学化”后的中医。中医之所以被保留下来，除了因现代化进程存在地域差异、医疗资源严重匮乏、中医从业者为生计而抗争等原因外，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使中国医学“科学化”，大体而言就是一方面放弃阴阳五行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则以化学等实证科学来分析和验证中国药方和药材，研究其成分、功效和毒副作用等。

吴汝纶曾建议友人“邀能化学者，将《伤寒》《金匮》中药品，一一化分，考其质性”，他认为这是“为功于中土甚大”之事。曾大肆攻击中医的丁福保，后来成为中西医结合最知名的倡导者，他的中西医结合主要也是中医科学化。在中国语境中，“科学的医学”相较于“神话的医学”和“哲学的医学”，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大体上（并非全部，更非一蹴而就）放弃阴阳五行的宇宙秩序，与人格化或非人格化的神圣存在脱离关系。

一方面，这是中医的创造性转化，但另一方面，放弃了阴阳五行秩序这一理论基础的中医在什么意义上仍然是中医，也颇费思量。正因如此，即便是到民国时期，仍有人坚持阴阳五行的宇宙秩序（“哲学的医学”），甚至不排除有人会坚持鬼神致疫说（“神话的医学”），但恐怕已非主流；况且，不正视自身缺陷、不回应他者挑战的论述，注定是苍白无力的。

有学者曾指出，现代科学（西医）对中医的挑战，在晚清时期的重点是解剖学和生理学，到民国时期的重点是细菌学说。若从医疗实践层面上讲，尤其是考虑到民国时期的国家政权一度试图废弃中医，这一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若从思想层面上讲，细菌致疫对鬼神致疫和疫气致疫的挑战、西医对中医的基础理论——阴阳五行的宇宙秩序——的挑战，在晚清时期已经有相当充分的表现。总而言之，传统中国关于疾疫和身体的认知，在晚清时期被西方解剖学、卫生学、医学、化学等实证科学的相关知识刷新。“科学的医学”不仅挑战“神话的医学”，也挑战“哲学的医学”。现代科学中包含的世俗的、实证的因果解释，不仅进一步取消鬼神致疫说的必要性，还一点一滴地剥离掉阴阳五行的宇宙秩序（天道）。对于那些有较多机会接触到现代科学并愿意去直面挑战的知识分子来说，现代科学提供的疾疫认知和身体观念既没有人格神的主宰和看顾，也没有宇宙秩序（天道）为背景，新的身体观念既不预设神圣存在，也不再认为身体具有任何道德属性。

晚清时期疾疫理解的更新，背后是身体观的祛魅，归根结底是世界的祛魅。倡议废除中医的代表性人物余岩有一段话很精准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人类文化之演进，以绝地天通为最大关键；考之历史，彰彰可按。所谓绝地天通者，抗天德而崇人事，黜虚玄而尚实际也。政府方以破除迷信、废毁偶像，以谋民众思想之科学化，而旧医乃日持其巫祝谶纬之道以惑民众；政府方以清洁消毒训导社会，使人知微虫细菌为疾病之原，而旧医乃日持其‘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等说以教病家，提倡地天通，阻遏科学化。”余岩说这话是在民国时期，但笔者以为这段话言简意赅地总结了中医在晚清以降所遭遇的危机，而且深刻地指出了“科学化”的内核是“绝地天通”，即把神圣存在（“天德”）从世俗世界（“人事”）中驱逐出去，甚至根本否定神圣存在的存在。就中国的思想和信仰传统而言，这反映出天人关系这根主轴的断裂，这是中国思想和信仰传统在遭遇现代科学世界观时面临的一个深刻危机。

（节选自张洪彬《晚清疾疫理解的更新与世界的祛魅》，原文载于《学术月刊》201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