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是人一生中不得不面对的一件事，没有人能保证自己一生都不生病。当疾病降临到个体身上时，或许是做了不当的事的后果，还能对症下药。而当这种疾病一个传一个，在某一地区传染开，健康的人也无端受到牵连，则会引起社会的恐慌，带来许多混乱甚至灾难。因此，国家层面重视对传染病的防止，医生们也重视对传染病产生、治疗的研究。大体而言，传统中国对传染病（疫、疾疫、疫疠、瘟疫）的理解可分为两类，一是人格化的鬼神的作为，简称“鬼神致疫”，一是阴阳失序，邪气致疫，亦称“疫气说”。

首先，疾疫被视为人格化的鬼神的作为，在传统中国是很早就发生并长期延续的观念。《释名》：“疫，役也。言有鬼行疫也。”

《后汉书》记载：“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引”唐人李贤等人注释道：“《汉旧仪》曰：‘颛顼氏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虐鬼；一居若水，是为罔两域鬼；一居人宫室区隅，善惊人小儿。’”这个故事也收集在晋代《搜神记》中。关于致疫的鬼神，这只是许多传说中的一种。

实际上，在大量的神话故事、志怪笔记、民间传说中，还有关于疫鬼的许多版本。这些神话传说看起来荒诞不经，但是它的确给出了一种疾疫的解释，以傩戏等仪式应对疾疫的实践也是基于这种观念的，许多地方还有祭祀瘟神的神庙。

总之，在传统中国，生病而求神赐予健康十分常见，遇到为害甚烈的传染病就更是如此，除求医疗治外，也往往烧钱化纸、求神拜佛、请僧道诵经、贴驱鬼符咒、举办迎神赛会，多管齐下。

学者余新忠在关于清代江南瘟疫的研究中也曾指出：“在普通民众的心目中，瘟疫的出现乃是鬼神作祟的结果，而且，就是士人乃至医家往往也不能摆脱这一观念的影响。视鬼神为瘟疫病原这一观念，最集中地体现在‘大疫流行，必有鬼神司之’这样一种认识之中。”医学史家陈邦贤曾经指出：“关于传染病的原因，在秦以前，大都说是鬼神作祟，所以用傩逐疫；秦汉以后，学者发现传染病与季节有相当的关系，因为认气候不正是传染病的原因，于是有瘴气说。”

秦汉时代成书的《吕氏春秋》《礼记》都认为四季轮转代表着宇宙的应然秩序，人世行为应该顺应它，“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引”。举例来说，在阳气渐盛、万物欣欣向荣的孟春时节，天子政令就应以宽仁为主，劝课农桑，不事杀伐；若“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国时有恐；行秋令，则其民大疫，猋风暴雨总至，蔾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这种观念的逻辑是：春应暖，夏应热，秋应凉，冬应寒，这是宇宙的应然秩序，亦即天道，若人世行为背离、扰乱这种应然秩序，邪恶灾疠之气横行，各种灾异就会接踵而至，疾疫就是其中之一。寒暑错时，阴阳失序，就会引致疾疫的发生。疾疫往往被视为灾异之一种，是人世行为扰乱天地之气的应然秩序所致。

鬼神致疫说与疫气说，对应着对神圣存在的两种不同理解。鬼神是人格化的，有类似于人的形象、意志和言行，而疫气说背后则是非人格化的阴阳五行法则。许多研究指出，殷商时代人们信仰的至上神是人格化的“帝”（天帝、上帝），但是到周代后期，长期的战乱使人们对神圣存在的信心发生了质疑，“‘天’的人格神的性格开始消退，渐次衍变成为非人格的‘天道’‘天理’等逻辑存在”，与“天”密切相关的概念还有道、天道、理、太极、太乙、太一、阴阳五行法则，大多都是用来表达非人格化的“宇宙秩序”（cosmic order）、“自然法则”（the law of nature）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秦汉以后思想主流倾向于认为是一种秩序、规律、法则使得万物呈现出如此状态。“宇宙秩序”是非人格化的，它并不在凌驾于宇宙之上，而是泛在于宇宙万物的每一个角落，庄子所谓道“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无论是鬼神致疫说还是疫气说，都可能与道德上的善恶之分产生关联，鬼神固然可以分为正神和邪鬼，气也可以分为正气和邪气。隋代医书《诸病源候论》对“正邪”的界定是：“凡云邪者，不正之气也。谓人之腑脏血气为正气。其风寒暑湿，魅鬾魍魉，皆谓为邪也。”在这一解释中，“邪”既指“风寒暑湿”这样的环境因素，又指恶神（“魅鬾魍魉”）。人体内的腑脏血气，并不完全等同于现代医学意义上的血液，而是一种带有道德意味的“气”，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血气既是人的生理基础，也是人的道德基础”。

与这种身体观和疾疫观对应的防治方法，很可能就包括了道德上的修养。唐代孙思邈所著《千金方》论及修身养性为防病之法，“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是其义也。故养性者，不但饵药餐霞，其在兼于百行，百行周备，虽绝药饵，足以遐年；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引”，“常以深心至诚，恭敬于物，慎勿诈善，以悦于人。终身为善，为人所嫌，勿得起恨；事君尽礼，人以为谄，当以道自平其心。道之所在，其得不孤立。勿言行善不得善报，以自怨仇引”。这样的观念源远流长。

通过1878年刊载于《万国公报》上的一篇短文《避疫保身论》可以看到，在晚清某些中医的思想观念中，道德修养仍为防治疾疫的方法之一。根据文中讲解的致疫原因和开具的药方可以获知作者是一名中医。他认为，疫是秽浊之气，充塞天地之间，天气炎热，地上的湿浊之气蒸腾而上，人处其中，“正气设或有隙，则邪从口鼻吸入，直行中道，流布三焦，以及入心入肝，为疟，为痢，中痧，霍乱，暴厥猝死”。这里的“邪气”乍看只是指蒸腾而上的“湿浊之气”，但作者提出的防治方法却表明，“邪气”还包含了道德上的罪恶。他提出了两种方案，即修省与调养：“修省维何？勤览格言，内以惕其心性，喜行善事，外以励其姱修，而一切机械变诈、忍心害理，致干造物之和者，不可作也。调养维何？蔬食菜羹，肠胃得清虚之养；灵丹妙剂，购求为防备之需；而一切鱼肉肥浓、瓜桃生冷，致染痢疾之忧者，不可尝也。”调养之法，大体相当于现代医学中的保健，即调节饮食作息，以保持身体健康，保持较好的免疫力。

迥异于现代医学的是，道德上的“修省”（修身养性、道德反省）在这里也是防治疾疫的一种方式。调养和修省在传统医学中水乳交融，其原因就在于当时理解的致病之因是阴阳失调，正气为邪气所破。而“邪气”一方面指“风寒暑湿燥火”这样的环境因素，另一方面又指道德上的邪念恶行，二者都会打破阴阳之间的平衡，使阴气压倒阳气，从而导致疾疫。所以预防和治疗之法很可能就既包括饮食调养，又包括道德修省，如此可使人之血气恢复“正”“顺”的状态，不易为邪气所中伤。

作者还以俗谚来总结这种因果逻辑：“所谓‘和气致祥，乖气致疠’，又所谓‘人无衅焉，妖不自作’，此中有相应之机也，有自然之理也。”此一“自然之理”，即是宇宙秩序（天/天道），也就是中国天道信仰中的至上神圣存在。显然，在疫气说中，疾病与神圣存在是有关系的。道德罪恶与疾病之间构成了一种正相关关系，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鬼神致疫和邪气致疫这两种解释，实际上是长期并存甚至是纠缠在一起的，一个关键的原因是“阴阳”二字，既可以指身体的疾病与健康，也可以指道德的恶与善，还可以指邪鬼与生人、女性与男性等等。因而，防治疾疫的方法既可用医药来调和阴阳二气，也可通过积善去恶来补阳气，可能还包含男女采补之道，甚至还可能包含用符咒驱鬼，只要能恢复阴阳二气的应然状态，采取何种手段又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这不是说两者就不存在矛盾。汉魏时期曹植曾作《说疫气》抨击鬼神致疫说，文章讲到建安二十二年（217），疾疫流行，有人以为“疫者鬼神所作”，但曹植坚持“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故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

总之，无论是由人格神主宰，还是受非人格化的宇宙秩序规制，传统中国人的疾病观念和身体观念通常都包含了一定程度的道德属性，故而有助于保障人们对道德秩序的信心。在包含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原则的身体观念中，疾病有可能会促使人们做道德上的检讨和改进，疾疫流行甚至可能促使统治者做出道德上的反省，采取政治上的改进措施。

（节选自张洪彬《晚清疾疫理解的更新与世界的祛魅》，原文载于《学术月刊》201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