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祖国之父”到国家“阶下囚”，西塞罗没变，变得只是祖国而已。
文/全历史 拓跋云
公元前43年12月7日，罗马政治家西塞罗被刺杀。
西塞罗是罗马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身上有着无数耀眼的光环：政治家、演说家、雄辩家、法学家和哲学家，这些称号如此密集的聚集在西塞罗的身上。
具体说来，他的后世有三大贡献：
一是他成就了拉丁文。一门语言，往往需要一个天才来点燃，比如莎士比亚对于英语、普希金对于俄语、歌德对于德语、老舍对于现代汉语。这些天才人物创造了大量的表达方式，让这个语言丰富起来。西塞罗就是拉丁文历史上的这个天才。
二是他是西方演说家这一行里祖师爷级别的人物，西塞罗是律师起家，一直干到元老院，凭的本事就是演说。那张嘴，特别会煽动、会说服人，后来的政治人物，比如美国的几位国父，像亚当斯、汉密尔顿，都喜欢他。现代政治家，隔了将近2000年，还是能够向这位演说家榜样学习到不少观念和技巧。
三是他是共和制度和罗马共和国的守护者，对西塞罗一生影响最深，同时也是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个身份则是他是共和制度和罗马共和国的守护者。
这样的人物为什么会被刺杀呢？
西塞罗生活的时期，是在古罗马历史最精彩的那一段，也是共和制向君主制过度的时代。他目睹了罗马前三巨头的崛起，就是庞培、恺撒、克拉苏，他也经历了后三头时期，就是安东尼、屋大维和雷必达组成的政治联盟，并且和其中的马克·安东尼成了死敌。这也为其被刺身亡，埋下了伏笔。
罗马共和国成立于公元前509年。罗马共和政体的标志，是国家权力由执政官、元老院及人民大会三个机构分权掌握。
元老院由罗马贵族组成，没有立法权，但负责对立法草案进行初审，更像是一个咨询机构。立法权由人民大会行使。其中，百人团会议选举执政官和裁判官。执政官任期一年，有两位，他们在平时是国家的最高行政长官，战时则是最高军事指挥官，其性质和权限相当于君主；部落大会由平民和贵族构成，负责宣战和通过法律。
西塞罗对于罗马共和政体十分推崇。他认为，融合了民主制、贵族制和君主制要素和原则的混合政体就是最好的政体。而罗马共和政体就囊括了这三个要素和原则：君主制成分，体现在执政官职位上；贵族制成分，体现在元老院；民主成分，体现在民众大会、百人团大会、部族大会等选举和立法机构上。
西塞罗是共和制度和罗马共和国的坚定守护者。任何破坏罗马共和制的人和事情都是西塞罗的斗争对象。
西塞罗43岁时，被选为罗马的执政官，而其主要政绩就是挫败了喀提林等人企图刺杀整个元老院成员，并推翻罗马共和国的阴谋。也因此，元老院给予了西塞罗“祖国之父”的称号，罗马市民称他是“救星”。
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安东尼为何要处死他呢？
第一、浅层次来说，他和安东尼有私仇。在上文提到的“喀提林阴谋”中，安东尼的养父勒图纳斯·苏瑞被牵涉其中。按照罗马当时的法律，这种罪犯应该接受全体公民审判，并且很有可能免于死刑。但鉴于当时的紧急战局，西塞罗和元老院决定动用紧急权力，由元老院投票决定处决这些反叛者，并由西塞罗亲自执行。
这就是后来被滥用的“公敌宣告”之权，某种程度上西塞罗也因此而死。
第二、进一步来说，两个人一直是政治上的敌人。当年竞选执政官时，安东尼和西塞罗就是竞争对手，最终安东尼败给了西塞罗。在前三头时代，安东尼是恺撒的手下，西塞罗则站在庞培身后。后三头时代，他又选择了安东尼政敌屋大维，曾连发14篇文章批评安东尼。
第三、两人的矛盾仅仅是站队问题吗？显然不是。西塞罗自始至终坚守自己的行为准则，即维护罗马的共和体制。从根本上讲，他和恺撒、安东尼的政治理念截然对立。
反对恺撒，是因为他认为恺撒是共和国不容的独裁者。恺撒曾在公元前44年被任命为终身独裁官。西塞罗认为，共和国最大的敌人是把个人野心和私利看得比公共利益更重的政客，如恺撒和安东尼。
反对安东尼，同样是因为在恺撒被刺后，安东尼大权在握无人制衡。当时作为元老院发言人的西塞罗，希望通过一系列方案借屋大维制衡安东尼，守护共和制。
然而正如他在自己的书信中所写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虚弱、可怜、不稳定的共和国中”， “共和已逝！”，“元老院、法院以及整个共和国的总体架构都已经被改变了”。
西塞罗生活在由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过渡的时代。对外战争的成功令国家经济的壮大、领土扩张，民族多元，但扩张带来的国家经济的混乱管理又使共和政体陷入了无序状态，内战孕育了君王的强权。西塞罗的“理想国”和共和体制已经不适合此时的国家，罗马的帝国化是时代使然。安东尼就是罗马帝国化的代表人物之一。
最后，西塞罗被安东尼列入谋杀恺撒的“人民公敌”名单中，成为整肃扩大化的牺牲品，与罗马共和国一同陨灭。
西塞罗之死与苏格拉底之死一样，给历史留下深远影响。罗马共和国虽然垮台了，但西塞罗坚持的共和政体的精神却影响深远。1800年后，美国国父们想再造一个新罗马，复制共和政体，在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上，他们仿照罗马共和政体制定了《美国宪法》。
西塞罗的故事，印证了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福山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提出的一个规律：一种再伟大的制度，当遇到环境变迁时，都有可能无力适应，从而发生政治衰败。而另外一位中国的历史学家钱穆，也曾表达过一个类似的观点，他的说法是：就历史言，没有数百年不败的政治，也没有数百年不坏的制度。
历史评论：
你的功绩高于伟大的军事将领。扩大人类知识的领域比扩大罗马帝国的版图，在意义上更为可贵。
如果没有他那严谨与优美的文字，拉丁文不可能取代希腊文称为欧洲高雅文化的载体
——15世纪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列奥纳多·布鲁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