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争纷，归于晋室。然臣挟其君，奴穷其主，国家虽一统，而人心涣散。庙堂之上朝不保夕，江湖之中危如累卵。士大夫宁打铁犁田也不为朝党所用，誓死不屈，形成对抗。常有借酒癫狂，长啸竹林者，纵闻广陵之绝响，亦不辱其志也。仁人挂印而去，不为斗米折腰，为两晋之殊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荡，是历史上除了春秋战国以外，中国的第二大动荡。魏晋相当于春秋，南北朝相当于战国。春秋战国的动荡促进了大一统王朝秦汉文明；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则让北周外戚杨坚克成了一统，进而奠定了隋唐的文化。大约一个世纪以后，西方的故事又让我们见证了历史的巧合。与西晋灭亡之时，五个少数民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五胡）作对比，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也依次有着五个日耳曼族的建国，其中法兰克则成了西方的“北魏政权”。

那么中华帝国的历史有没有特色呢？那显然是有的，比如从东汉开始就已经开始主导中国官场的门阀士族。

其实东汉末年的三国之争里无时无刻不闪现着士大夫的影子，只不过在那个波谲云诡，群雄并起的年代，时代更乐意为他们取更具有特色的名字——“谋臣”与“名将”。

士族，就是世世代代能做官的家族。这是一群以读书为职业的知识分子，在古代的时候已经成为社会上最高一级的平民。所谓“士农工商”，出处是春秋时期的大改革家管仲之手。这群知识分子世代读书，互相联姻，以至于门生故吏遍布天下，逐渐形成了特殊的家族和势力集团。比如曹操在官渡之战所要对抗的袁绍就是“四世三公”。

袁绍的出现不仅揭幕了三国，同时也宣告了新的势力集团将引领风骚。所以三国时代，士族争相出将入府，奠基晋朝基础的司马家族就是代表之一。

同时，将士族为官写入体制的人是陈群，他所创造的“九品中正制”简单来讲，就是规定了士族门阀互相推举，能者任之。事与愿违，这套选拔制度到了隋文帝时期被科举制度所取代，大约存在了三百六十年，正好一个魏晋南北朝。

晋朝的建立使得士族抬头顺风顺水，有所改变的是在公元318年。因为这一年，司马睿在建康即位，是为东晋元帝。从此北方成为了胡族做主，南方则皇权凋敝，士族当家。

王与马，共治天下。

东晋的政权与以后南宋的政权都是在海上建立的，一个叫衣冠南渡，另一个则叫建炎南渡。永嘉之乱后，晋朝大势已去，华夏文明遭到一次物理性的打击。中原已然沦陷，偏安江南之地依赖长江天险与北方胡族化江而治是唯一的出路，士族大夫们读书破万卷自然深谙此理。这就需要有一个司马家族的人来当皇帝，也需要南北士族的通力合作。当皇帝的人就是司马睿，促成通力合作的人叫王导。

琅琊王氏，是在汉朝兴起的华北姓氏，东晋时期发展为侨姓士族的最高门第，属于东晋四姓之一。东晋初年，行政权在奠基者王导手里，军事权则由王导的堂兄王敦掌握。尽管王敦一直有夺权之心，并且引发了王敦之乱，但是依旧阻碍不了王导成为东晋晋元帝、晋明帝和晋成帝的三朝元老。由此可见，王氏的实际权力并不在皇室之下，也难怪时人有语：王与马，共治天下。

实际上，君臣共治也是东晋立朝以来的特色。虽然这个王朝只有半壁江山，高级士族们依旧趋之若鹜，琅琊王氏之后，还有陈郡谢氏的谢安、谢玄等等。刘禹锡的《乌衣巷》就曾描述到，旧时王谢堂前燕，即此之谓也。

值得一提的是，奠基东晋的士族并非只有侨姓的名门望族，还有江南土著士族吴姓（朱、张、顾、陆）。可惜的是东晋的政局与西晋差不了多少。晋帝们不甘心士族专权，权臣也多有反骨。王敦与桓温就企图篡位，桓温的小儿子桓玄则更加牛逼，直接称帝。果真是“前车之鉴”，毕竟魏晋两朝皆是所谓的“禅让”立国。

诚然，魏晋的士林殊色之一是君臣共治，更不乏别有异心的窃国之徒。淝水之战前，有王敦之乱，苏峻之乱以及桓温未遂的篡位图谋。淝水之战后，则有卢循、孙恩之乱、桓玄之乱。最后的结果则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庶族出生的宋武帝刘裕接管了政权，建立“刘宋”。（十九年后，北魏灭亡北凉，魏晋十六国时代结束，南北朝时代开始）

竹林七贤。

最能体现魏晋名士风骨的却不是政客，或者说不完全是政客。

“竹林七贤”是指魏末晋初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他们七位大抵最能代表魏晋的名士风骨：嗑药娘化、清谈玄学。

说起嗑药，名气最大的人其实是那个被司马家族清算的何晏。这种药名叫寒石散，服后身体燥热，需要吃冷食（酒须温）、洗冷浴及步行来发散药性，谓之“行散”。魏人何晏说：“服五石散，非惟治病，亦觉神明开朗。”长期服用，皮肤便会变得白嫩细致。以至于六朝的美男子，肤质皆以白皙闻名，个个袒胸露乳。

这实在是和本应该正襟危坐的两汉君子大不一样。独尊儒术之后，按照儒家伦理，三纲五常都应符合礼制。这，不免有些礼崩乐坏之嫌疑。事实上，儒家思想确实受到了不小的挑战——魏晋玄学的兴起，标志则是清谈。

这其实并不奇怪。魏晋是士族的时代，无论是要扩大自己的文化优势还是社会影响，他们都必须借助清谈以提高自己的名望。清谈也更适合当时的时代需求，追求自我的精神放飞，不必事事上纲上线。的确，玄学形而上，儒学形而下。长啸于林的清谈未必是误国之谈，更关乎于当时的名士风度罢了。

我们再回谱中，文末的最后要提到的是一曲乐谱《广林散》。三国时代，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因得罪当时魏国的权臣大将军司马昭的宠臣锺会，而被蒙冤处死。临行刑前，嵇康曾弹奏此曲，并于曲终感叹说：“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过去有人想跟我学这首曲子，我没答应他，现在成为绝唱了！）。

事情是这样的，嵇康朋友吕安的妻子被哥哥设计奸污，吕巽反诬吕安不孝，嵇康仗义执言为朋友辩驳两句，触怒了当时一手遮天的权臣司马昭，引来了杀身之祸。嵇康死后，天下大士俱痛惜，据说连司马昭本人都感到后悔。嵇康之死正像一把钥匙解锁了时下社会的悲哀，魏晋名士的殊色：满腹经纶的牢骚，以及自命不凡的唇枪舌剑终究敌不过当时帝国的喧嚣。坚持狂傲和不羁，付出的可能是生命的代价。真正懂得这个道理的或许只有那位“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的陶渊明吧。